農歷春節剛過，晉南大地的沃野上，點點新綠已上枝頭。

雖然學校新學期尚未開學，可吉林大學的考古工作者們已經幾次輾轉前往山西省運城夏縣當地，在占地180萬平方米的轅村遺址上完成了文物采集、地表踏查和相關勘探工作，確定了2023年的工作重點和考古發掘范圍。

而在此前不久結束的師村遺址2022年考古發掘現場考評活動中，考古發掘項目負責人、吉林大學考古學院副院長方啟向專家們介紹了年度發掘的重要成果之一——2枚距今6000多年前仰韶文化早期的石制蠶繭，這是該遺址自考古發掘以來的首次發現。

據了解，2019年以來，吉林大學考古學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運城市文物工作站等單位聯合對山西運城夏縣師村遺址進行了調查與發掘，所出土的石雕蠶蛹等重要發現引發考古、文化等相關領域的廣泛與高度關注。

“石制蠶繭的發現，與石雕蠶蛹共同揭示著早在6000多年前，在運城盆地這一中華文明起源的核心區域內，蠶在先民生產生活中的重要地位，這為研究中國古代養蠶繅絲技術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線索。”方啟表示。

除石制蠶繭之外，在2022年的考古發掘中，師村遺址還出土石雕蠶蛹2枚，這使該遺址自發掘以來石雕蠶蛹出土總數達到6枚，另出土陶制蠶蛹1枚。

方啟向記者介紹，在當日的考評活動中，他還展示了另外一個奇特的發現，引起現場專家們的熱烈討論。

2019年以來，吉大師生在師村遺址考古發掘中發現了很多“石球”，初步判斷為先民狩獵時制作和使用的彈丸類器物。“但在上一年度的發掘過程中，我們還發現了很多形如饅頭狀但形態很小的‘石球’，形制和蠶卵極其相似。就像陸續出土發現的石雕蠶蛹和石制蠶繭一樣，這些形如蠶卵的‘石球’很可能是人們因為對蠶的生命充滿了興趣和崇敬，有意加工制作而成。”方啟對此提出了新的假設。

記者在采訪中看到，本來可以被加工制作為趨近渾圓的“石球”，很多被先民們刻意在底部進行了磨平甚至凹陷的人為加工處理，形態確與真實蠶卵近乎一致。但能否因此就可以判定其就是石雕蠶卵呢？

“首先是要根據發掘量的積累來考證，出土發現的基數應具有一定參考意義。其次，在下一步的考古發掘中，可以對這類‘石球’以‘加工鏈’的方式進行系統比較，如果在琢制、定型、研磨等加工制作的不同階段都陸續有新的文物發現，那么就可以對其進行基本的判定。”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高星研究員說。

結合石雕蠶蛹、石制蠶繭、“石球”蠶卵等重點發現，以及2022年度該遺址主要發掘成果和出土遺物的有關情況，方啟對師村遺址其聚落性質與功能提出了更為大膽的判斷。

師村遺址啟動發掘工作4年來，吉大師生共發掘面積逾6000余平方米，所發現房址、灰坑等居住和生活設施以及農具、炊具等生產生活用具相對于發掘規模來說并不充分，先民飲食等生活遺留痕跡也不夠豐富，種種跡象并不符合一個大型生活聚落所應有的具體要素。

“由此我們認為，師村遺址很可能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一般生活聚落，而是一處某大型生活聚落旁邊專門以養蠶繅絲為主的原始手工業作坊聚落。而在其附近是否存在著真正意義上的生活聚落？2023年即將在此附近開始發掘的轅村遺址，是否就是那個大型生活聚落？兩個聚落之間是否存在著生產分工甚至是貿易往來？”方啟對2023年的考古發掘充滿期待。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在2022年的考古發掘工作中，吉大師生在師村遺址共發掘房址6座、灰坑600余座、灰溝3條、灰堆2處、墓葬10座、甕棺8座、窯址3座、柱洞20余個。出土遺物數量眾多，除大量繩紋灰陶、泥質灰陶、彩陶殘片外，完整或可復原陶、瓷器共40余件，此外還有陶質生產、生活用具129件，石質生產工具、生活用具共106件，玉石制品19件，骨、蚌器共67件，金屬制品共13件。所獲遺存大致可分布于仰韶時代的早期和中期、東周、漢代等幾個時期。其中，仰韶早期遺存是近年來發掘的距離古鹽池最近的仰韶時代早期聚落遺址，在考古學文化譜系上，對于研究晉南地區新石器時代仰韶早期遺存步入“西陰文化”的歷程具有重要啟示。

“2023年，對吉林大學的田野考古發掘和實踐教學來說都將是十分重要的一年”。在采訪中，考古學院院長趙賓福教授表示，“在高質量完成了師村遺址的發掘工作后，更大規模、更具挑戰的轅村遺址還在等待著師生們。我們將以解決中國文明起源與發展的重大課題為學術目標，不斷提高學院的考古實踐教學水平，努力培養田野考古高層次人才，積極推動建設多學科交叉合作的田野考古科研平臺，用實際行動踐行習近平總書記對考古教育的殷切希望，讓更多年輕人熱愛、投身考古事業，讓中國的考古事業后繼有人、人才輩出。”（中國教育報-中國教育新聞網通訊員 曲家偉 記者 王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