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大報告首次把教育、科技、人才進行“三位一體”統籌安排、一體部署，再次強調加快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高校在推動科技進步和創新人才培養方面的作用更加凸顯，備受黨和國家重視。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擴大國際科技交流合作，加強國際化科研環境建設，形成具有全球競爭力的開放創新生態。構建開放創新生態，需要高校、科研院所及其他社會機構等共同發力。

如何更好定位高校在構建開放創新生態中的角色，以更好發揮其作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北京交通大學軌道交通控制與安全國家重點實驗室首席教授鐘章隊和北京師范大學國際與比較教育研究院院長、中國教育學會比較教育分會理事長劉寶存對此展開深入探討。

打造開放創新生態的“先鋒隊”和“排頭兵”

高校是我國科學研究中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是基礎研究的主要承擔者，也是應用研究和開發研究的重要力量。由于具有較為齊全的學科門類，高校更是跨學科研究的重要陣地，有著獨特優勢。據統計，在最近3次新增兩院院士中來自高校人員占比超過50%，近七成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獲得者來自高校。

如何定位高校在構建開放創新生態中的角色？鐘章隊認為，高校在擴大國際科技交流合作、加強國際化科研環境建設、形成具有全球競爭力的開放創新生態中，應該發揮“先鋒隊”和“排頭兵”的作用。高校要在新時代的改革創新中勇當先鋒，做國際間知識交互的促進者，推動科研人員開展國際交流合作，對接世界科學前沿、技術前沿和工程前沿，做有益于人類文明成果創造的重要貢獻者。劉寶存則認為，高校是我國基礎研究和重大科技突破的重要策源地，是戰略科學家和領軍人才的重要蓄水池，在加快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中發揮著重要支撐作用。

國際科技交流合作是高校的重要工作之一，兼具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和國際交流合作三大職能，在我國高校科學研究水平大幅提升的發展歷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劉寶存看來，我國高校的國際科技交流合作，是在國家整個對外交流合作的大背景下進行的，從新中國成立至今經歷了5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49年至1958年的全面學蘇階段，主要與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以及發展中國家開展交流合作。第二階段是1958年至1976年的自主探索階段，開始加大對亞非拉發展中國家的教育援助和科技援助。第三階段是1977年到2000年的初創發展階段，大力推進教育體制改革、科技體制改革，國際科技交流合作也得以恢復和發展，開始外派留學生、教師、科研人員，引進外籍專家、外籍教師，引進國外優質教育資源開展中外合作辦學等。第四階段是2001年至2012年的拓展規范階段，拓展了高等教育對外開放的內涵和高校開展國際科技交流合作的范圍和深度。第五階段是2012年至今的完善提升階段，國際科技交流合作在我國對外交往中的地位逐漸上升至國家戰略高度，合作對象不斷拓展，積極參與全球教育治理和全球科技治理，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不斷提升，形成了全方位、多層次和廣領域的科技交流合作新格局，有力推動了高等學校的人才培養和科技創新，有力推動了“雙一流”建設。

作為我國軌道交通通信控制領域的領軍人，多年來，鐘章隊帶領團隊一方面接續奮斗趕超國際先進水平，一方面積極與國外同行開展交流合作。他將團隊進行的國際科技交流合作歸納為四個方面：一是圍繞學術成果分享進行交流合作，包括參加國際學術會議、給學術期刊投稿并參與審稿、參與學術共同體（如IEEE、IET等）專題會議、參加國際標準會議、出版國際學術專著等，從而盡快掌握學科前沿動態，拓寬國際學術視野，增進學術同行之間的相互理解。二是圍繞人才培養進行交流合作，團隊培養的博士50%以上有一至兩年留學或出國交流經歷，同時大量邀請國外學者對某一問題或某一學術點進行有針對性的交流。三是圍繞科研進行交流合作，積極參與科技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等的國際合作項目，與各國團隊對接開展對科學前沿問題的探索。四是圍繞標準制定進行交流合作。在鐘章隊所在領域，涉及到許多標準的制定。近年來，他和國內同行們一直致力于在國際上增強我國在該領域的話語權。他認為，中國學者還需要更加深入地進行國際交流合作，積極參與甚至主導標準制定。

高水平交流合作助推高水平自立自強

隨著全球化進程不斷推進，各國在國際科技交流合作方面都呈現出不斷加強不斷擴大的趨勢。據劉寶存介紹，美國、德國、法國、日本等國都在制定國際科技交流合作方面的戰略規劃和法律法規，推進本國學者和國外學者之間的交流，加強對國際性問題的聯合研究，并先后建立中央和地方相結合、政府和民間基金相結合、專業機構與高校相結合的多位一體國際科技交流合作機制。在具體實施方面，會根據不同對象國制定有針對性的策略，與發達國家合作以密切跟蹤該學科發展前沿，共同交流相關信息和資料，實現共贏。對于科研實力不夠強但有一定基礎的國家，則充分利用其長處開展互惠性合作，通過技術援助實現長線效應，提升本國對這些國家的影響力，為國家外交戰略提供助力。此外，積極參與全球科技治理，參與多邊重大科研計劃，特別是積極參與國際組織，以獲得更大的科技治理話語權。

國際交流合作的核心是圍繞人才展開的。美國自二戰起就利用科技和生活條件等方面的優勢在世界范圍內網羅優秀人才，成為美國科技發展進步的重要動力之一。德國、日本、韓國等也都制定了類似的規劃，大力吸引國際高端人才，招收優秀國際學生，通過國際科技交流合作，充分利用全球智力資源，吸納優秀人才。

近年來，隨著“雙一流”建設持續推進，我國高校的科研實力不斷提升，國際科技交流合作也呈現出新變化和新趨勢。在鐘章隊看來，首先是交流合作時空范圍的變化。他認為，近年來我國國際學術交流的廣度、深度和厚度發生較大變化，從原來主要側重與歐美國家和地區的交流合作，逐步拓展至“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從偏基礎、偏知識的交流合作，逐步轉向前沿領域的合作，甚至聚焦于某個前沿科學問題的攻關；從某幾個點、某部分人的交流合作，轉向有整個團隊參與的大合作。其次是交流合作主體的變化。個體參與交流合作的主觀能動性增強，更多民間團體加入其中。再次是交流合作內涵的變化。交流內容越來越深入，合作進一步深化，進入到高質量開放合作階段。最后是交流合作關系的變化。從“跟跑”階段的參與為主，逐步向“平起平坐”轉變，在部分領域甚至開始主導。以鐘章隊所在學科領域為例，在3GPP標準（第三代移動通信標準）制定時我國機構的參與度尚不高，但如今在相關領域國際學術會議的分會場甚至主會場上，中國人已經開始擔任主席。國際鐵路聯盟是鐵路領域最大的國際民間團體，我國以往只是參與，現在可以主持制定相關標準。

劉寶存認為，隨著“雙一流”建設不斷推進，我國高校一方面加強了與世界一流大學和學術機構的實質性合作，引進優質教育資源開展中外合作辦學，將國外優質教育資源有效融合到教學科研全過程，開展高水平人才聯合培養和科學聯合攻關。另一方面，致力于創造良好的國際化教學科研環境，不斷增強對外籍優秀教師和高水平國際學生的吸引力。此外，積極參與國際教育教學評估認證和國際教育規則制定，切實提高我國高等教育的國際競爭力和話語權。

近年來，我國積極參與或牽頭組織國際和區域性重大科學計劃與科學工程，加強國際協同創新，通過各種人才項目和研究基金，支持外籍科學家領銜和參與國家科技計劃，鼓勵各國科學家圍繞重大問題共同開展研究，提升應對全人類問題的能力。同時，主動設置全球性科技創新議題，如實施科技抗疫國際合作行動，推動金磚國家疫苗研發中心建設，制定碳中和國際科技創新合作計劃等。這些都顯著提升了我國在重要國際科技組織中的貢獻度、話語權、領導力。

與此同時，社會上開始出現一種聲音，認為科技落后時需要向國外學習，現在我們有些學科已經處于“并跑”甚至“領跑”地位，就沒必要再向別國學習了。甚至還有人認為，要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就不再需要開展國際科技交流合作了。對此，鐘章隊表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與高水平國際科技交流合作是相輔相成的。近10年來我國科研水平快速提升，在很多領域已實現從“跟跑”到“并跑”甚至是“領跑”的跨越，是從一種狀態向另一種狀態的遷移和躍升。但這一趨勢并非理所當然地一成不變，為了避免出現逆向遷移，需要加緊開展國際科研和人才交流合作，避免“固步自封”的短視。學術發展永無止境，學術交流“永遠在路上”，只有起點沒有終點。科技前沿不斷推進，在很多領域一個國家可能會受地域條件等限制無法獨立開展研究。同時，像氣候問題、能源危機、糧食危機等全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不是靠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一個科學家就能解決的。

劉寶存指出，自立自強并不排斥交流合作，交流合作是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手段。對我國目前的科技發展水平，我們應該有一個整體的、清醒的、客觀的認知和定位。雖然我們在較短時間內縮小了與科技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一些領域已經達到“領跑”層次，但總體來說仍處在追趕和學習階段。在全球化時代，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壟斷知識。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有值得我們學習借鑒的地方，應該針對不同國家制定不同的交流合作策略。

強化頂層設計統籌高質量科技開放

近幾年，我們的國際科技交流合作不斷面臨新問題新挑戰。首先，隨著我國科技實力的增強，發達國家不斷調整與我國的合作策略，一方面把我國作為重要的合作伙伴；另一方面，也有個別國家把我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甚至試圖遏制我們。這使我國高校的國際科技交流合作遇到新的問題和挑戰，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高校進一步擴大國際科技交流合作。

劉寶存認為，我國科技對外交流合作涉及面廣但重點不夠突出，缺乏圍繞國家發展戰略展開以攻堅克難為主題的國際交流合作長效機制，缺乏根據不同國家進行不同層次、不同方向交流合作的分類發展策略。鐘章隊表示，由于受到疫情影響，三年來，我們在國際科技交流合作方面遇到不少困難，一些大科學計劃、大科學工程的合作受到較大影響。部分國家還把一些正常的科技交流上升到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層面，設置重重障礙，極大阻礙了我們與全球的科技交流合作。這對我們是一個重大考驗，促使我們對相關政策、管理方法和工作流程進行優化調整，以適應國際環境各種突如其來的變化。

此外，現階段我國具有國際視野、國際水準的科技人才數量不足，在國際學術組織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有限。在鐘章隊看來，這也是導致當前“困境”的因素之一。劉寶存同樣認為，當前我國能夠深度參與全球科技治理的人才匱乏，在國際科技組織的代表性嚴重不足，主動設置全球性科技創新議題的能力和牽頭發起國際大科學計劃和工程的能力都還有待提高。

未來，應如何更好推動高校擴大國際科技交流合作，以更好發揮其在構建開放創新生態中的作用？鐘章隊認為，首先，政策層面要大力支持面向重大和前沿科學問題的有組織學術交流，積極融入全球創新網絡。其次，加強國際科技交流合作的基礎設施建設和能力建設，加大國際學術期刊建設力度，重視國際學術共同體建設，積極打造我們自己的大科學計劃、大科學工程，創建我們自己的大科學團隊，用實力吸引國際同行來參與。再次，要進一步優化創新機制，提升高校全球科技資源配置能力，舉辦有影響力的可持續發展的“百年老店”式學術品牌活動。最后，日常管理層面要進一步優化相關申報審批手續流程，減少過于繁雜的評估評價，去除功利性思維，讓國際科技交流合作從“高大上”走向“常態化”。

劉寶存表示，從國家層面需要進一步推動和統籌高校的國際科技交流合作。一是制定專門的國際科技交流合作法律法規和中長期發展戰略。通過法律法規明確國際科技交流合作的地位與作用、發展目標、基本方針、體制機制、支持系統等；通過中長期發展戰略明確發展目標、戰略重點、戰略任務、實施策略、分工協作、保障措施等。二是完善高校國際科技交流合作體制機制。建立健全中央各部委分工協作的國際科技交流合作工作機制，在加強宏觀戰略和政策指導的同時，賦予地方和高校更大的自主權，讓高校、專業組織、基金會組織走在技術研發和高端人才引進的前沿。三是充分利用全球智力資源。積極加入全球范圍的搶人大戰，采取各種措施吸引全球人才為我所用。四是積極參與全球科技治理。加強全球科技治理人才培養，完善國際組織人才選拔、推送機制，完善國際組織人才發展路徑，進一步加強主動設置全球性科技創新議題的能力，擴大我國在相關國際組織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五是進一步深化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科技交流合作，加強對發展中國家的技術援助，探索科技交流合作的新模式、新機制。

當今世界，科學技術呈跨越式發展，學科交叉融合不斷推進，各國科研工作者之間的互學互鑒、開放合作是必然趨勢。作為我國構建開放創新生態的重要角色，高校應主動轉變觀念，在不同層面、不同方向擴大囯際科技交流合作，為我國加快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加快建設教育強國、科技強國、人才強國作出應有貢獻，發揮應有作用。

來源：《神州學人》（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