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1世紀以來，世界正發生著深刻復雜的變化，全球經濟復蘇放緩、發展分化，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在此背景下，加強區域合作成為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

“一帶一路”倡議以基礎設施建設為核心，通過加強地區間硬聯通的方式推動各國社會經濟發展，促進共建各國規則標準的軟聯通；注重人民之間的心靈溝通，促進各國文化、教育和經濟等領域的合作，形成共建“一帶一路”的廣泛共識。如今，共建“一帶一路”已成為全球最大、最廣泛的國際合作平臺之一，其重要的時代價值和深遠的國際影響日益彰顯。

全球化競爭時代，人才已成為各國競爭的核心要素之一。國際學生是“一帶一路”人才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加強對國際學生的培養和管理、提高其綜合素質和專業能力也是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舉措。因此，要深入了解“一帶一路”倡議對于國際學生流動的影響，思考如何更好地推動和規范這種流動，形成更加科學有效、凸顯共商共建共享發展理念的“一帶一路”學生流動制度和體系，從而實現更加科學、高效和可持續的國際學生流動。在此過程中，中國將逐漸發展成為全球人才的聚集地，為世界各國的高水平人才提供更廣闊的發展空間，也將為自身的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一帶一路”國際教育市場格局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歷史悠久，文化豐富，聚集著人類文明的重要發源地，如古代中國的漢唐文化、印度教、佛教、伊斯蘭教等文化和宗教的傳承，也為沿線國家和地區的教育發展提供了堅實基礎。同時，“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地域廣闊，主要集中在東南亞、南亞、西亞、中亞、中東歐及北非等地區，教育特色鮮明。但除以色列、新加坡等國之外，大多數國家為發展中國家，總體發展水平偏低，存在經濟水平落后、教育結構不平衡、國際交流欠缺、民眾文化素質偏低等問題，教育發展水平與“一帶一路”建設需求之間還存在差距。

近年來，“一帶一路”國際教育市場的特征主要表現為以下幾方面：

一是教育普及化進程加快，國際化合作深入發展。

隨著全球化不斷深入，教育開放已成為歐美諸國的重要戰略，人口眾多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成為其主要的目標市場。一些共建國家和地區積極推動和實施教育國際化戰略，教育整體發展水平相對較高，無論是義務教育普及程度，還是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在全球統計中都處于較高水平。例如，2023年，我國義務教育鞏固率達95.7%，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為60.2%。

許多“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建立了國際教育中心，成為教育國際化的重要載體。例如，新加坡“環球校園”計劃、卡塔爾教育城、迪拜國際學術城和知識村等國際教育中心在世界范圍內具有較大影響力。另外，烏茲別克斯坦、越南、斯里蘭卡、泰國等國家的教育國際化發展也取得積極進展。

二是學生流動呈現多向特征，多中心格局正在形成。

隨著全球疫情的逐漸緩解，國際學生市場正經歷重大變革。國際學生呈現從發達國家向新興經濟體國家分流轉移的趨勢，全球留學目的地的多中心格局正在形成。雖然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傳統留學目的地在留學教育市場仍占據主要份額，但其優勢地位有所削弱。相反，“一帶一路”新興經濟體國家在國際學生流動中的吸引力增強。例如，東南亞的新加坡、馬來西亞，中東地區的土耳其、沙特阿拉伯等國家成為新的留學生流動區域中心。

三是教育格局相對復雜，發展水平存在差異。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教育系統，包括教育體制、教育資源、教育質量等方面存在明顯差異，直接影響到各國教育國際競爭力和科技競爭力的差異。

同時，這些國家的教育發展水平也不盡相同。如新加坡、以色列等國擁有全球最高水平的教育體系，教育市場相對成熟；而另一些國家，如老撾、柬埔寨等則面臨著教育基礎薄弱的困境，教育整體發展水平相對落后，使其教育資源的整合和共享變得更加困難，因而越來越多的學生選擇出國留學以獲取更好的教育資源和更廣闊的發展機會。2023年度美國國際教育協會《門戶開放報告》顯示，中國和印度的國際學生已占總國際生人數的53%。

四是跨境雙向流動多元，教育市場需求多樣。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學生雙向流動方式呈現出越來越多元和豐富的趨勢。不僅是學生流動方向的變化，其流動層次、類型、人數、空間、頻率和方式等也在不斷升級，流動通道變得越來越寬廣，趨勢也越來越明顯，為國際學生提供了更多的選擇和機會，也為共建國家之間的教育交流和合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由于共建國家之間文化差異較大，各國對國際教育市場的需求也呈現多樣化特點。例如，中國的中文教育、印度的瑜伽教育、俄羅斯的藝術教育等，已成為共建國家之間的熱門教育項目。另外，隨著各國對于人才的需求越來越高，國際教育市場發展也將更加注重培養具有國際視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人才。

五是數量與質量尚待優化，流向國家相對集中。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眾多，其中一些較為貧困的國家教育資源不足，學生流動規模相對較小。近年來，盡管共建“一帶一路”國家之間的學生流動呈現逐年增長的趨勢，但學生流動的數量相對于共建國家的總人口和教育資源而言仍較為有限，與發達國家相比規模仍然較小。目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間學生流動質量還有待進一步優化，語言溝通成為阻礙學生流動的一大難題。

學生流動的目的地國過于集中，如中國、俄羅斯、馬來西亞等國家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學生流動的主要目的地國家。同時，學生流動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階段，而中小學生流動比例較低，限制了共建國家之間教育交流和合作的深度與廣度。

六是區域化趨勢明顯，高技能人才缺乏。

受“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文化相近、地理相鄰等客觀因素影響，學生跨境流動呈現區域化特征。例如，隨著中國與周邊國家的學生交流日益頻繁，東南亞國家的學生越來越多地選擇到中國留學。

“一帶一路”高水平人才流動是推動區域經濟發展和合作的重要手段，但目前仍存在高水平人才，特別是掌握尖端科技、熟悉國際語言和國際規則的高技能人才缺乏，以及人才培養與全球化發展的需求精準對接的程度還需進一步優化等問題。歐美發達國家和地區吸引了大量高層次人才，而一些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則面臨人才流失的困境。因此，需加強對跨境學生流動的指導、管理和服務，保障學生的安全和權益，推動教育援助、推廣宣傳、打破流動壁壘，促進共建國家之間高技能人才的交流與培養。

“一帶一路”國際學生流動成效

近年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間的聯系不斷加強，學生們對于跨境留學的意愿越來越強烈，學生跨境流動呈現明顯增長趨勢，打破了北美和西歐地區主導的全球留學教育市場格局。同時，共建國家的高等教育機構也積極招收外國留學生以促進國際化教育發展，不僅為學生提供了更多選擇和機會，也為共建國家的教育事業注入新的活力和動力。在此背景下，我國積極推進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之間的教育國際合作與交流，互鑒先進教育經驗，共享優質教育資源。現在，也有越來越多的學生選擇到共建國家留學，以獲取更廣闊的視野和更豐富的學習經歷。

第一，教育政策促進共建國家間民心相通。

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不斷推進，各國間聯系和交流越來越緊密。然而，不同國家間存在的文化、語言、習慣等方面差異，給“一帶一路”建設帶來了挑戰。因此，教育政策的制訂和實施對于促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民心相通具有重要意義。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教育對外開放，先后出臺《關于做好新時期教育對外開放工作的若干意見》《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推進共建“一帶一路”教育行動》等一系列推動教育對外開放新格局、促進民心相通重大戰略決策的政策文件，為推進教育現代化和共建“一帶一路”指明了方向。

第二，學歷學位互認推動高等教育體系互鑒。

不同國家或地區的高等教育機構之間，通過相互承認對方所頒發的學歷和學位，可以使畢業生在另一個國家或地區繼續深造或就業。這種互認機制不僅有利于促進國際教育的交流與合作，也有助于提高畢業生的就業競爭力和國際化水平。截至2023年6月底，中國已經與150多個國家和30多個國際組織簽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在積極推進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高等教育協議方面取得顯著進展，為“一帶一路”倡議提供了清晰的頂層設計框架。此外，中國還與45個共建國家和地區簽署了高等教育學歷學位互認協議，并推動履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洲和太平洋地區承認高等教育學歷、文憑與學位的地區公約》，促進學歷學位認證標準的互聯互通。這些協議的簽署促進了各國學生的國際交流，也為“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提供了堅實基礎。

第三，留學生互派助力高水平國際化人才培養。

近年來，我國積極推動高等教育國際化，加強與共建國家間的教育交流與合作，逐步加強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來華留學生的資助力度。自2015年開始，“絲綢之路”中國政府獎學金項目每年面向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提供1萬個獎學金資助名額。2018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來華留學生人數達26.06萬，約占總人數52.95%。其中，約4萬人獲得“絲綢之路”中國獎學金，占獎學金學生總數的65%。截至2023年6月底，中國院校已在132個共建國家累計開辦313所孔子學院和315所孔子課堂，為留學生提供更多的學習機會和資源。

第四，中外人文交流實現優質教育資源共享。

我國主動對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教育需求，加強教育和人文交流機制建設。過去10年里，“漢語橋”夏令營項目已成為促進國際間學生交流的重要平臺，累計邀請100多個共建國家近5萬名青少年到中國訪學，讓他們親身感受中國的文化和風土人情。同時，該項目還支持了143個共建國家10萬名中文愛好者在線學習中文和體驗中國文化。除此之外，中國高校也與20多個共建國家院校合作建設了一批魯班工坊，為學生提供更多的交流機會。此外，截至2023年，中國還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合作連續7年舉辦“一帶一路”青年創意與遺產論壇，為來自不同國家的青年提供交流創意和保護文化遺產的平臺；而“一帶一路”高校聯盟、“一帶一路”國際科學組織聯盟等國際組織，則不斷發揮示范帶動作用，推動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的國際合作發揮引領作用。

第五，多元化合作打造“一帶一路”教育共同體。

我國不斷加強與共建國家和地區的教育交流與合作，積極參與建設多項教育合作機制，如舉辦中國-歐盟國家教育部長會議、中日韓大學交流合作促進委員會、全球文明論壇、中國-東盟（10+1）文化部長會議、中非高校“50+50”合作計劃等系列研討會；與多個共建國家和地區成功舉辦多屆大學校長論壇，如中印大學校長論壇、中國-東盟及“一帶一路”國家大學校長論壇等。此外，大學聯盟也是集結高校資源、推動高校間友好交往的重要平臺，例如，已成立的中非大學聯盟交流機制、中阿大學聯盟交流機制等。

“一帶一路”國際學生流動趨勢

自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以來，教育界紛紛預測該倡議將可能促成共建國家向中國的大規模學生流動，這一重大的全球性發展議題將在客觀上形成新一輪全球學生人才流動熱潮。這一現象的出現既與中國對“一帶一路”倡議的有效推進與強力保障有關，也與新時期全球學生流動的總體格局發生重大變化的時代背景相契合。同時，共建國家之間交流合作與國際學生的流動日益頻繁，也是各國高等教育國際化進程不斷推進的結果，主要呈現以下趨勢：

從流動數量來看，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國際學生數量呈逐年增長趨勢。2023年，我國批準的16個本科以上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25個本科以上中外合作辦學項目中，33個合作辦學方為“一帶一路”成員國家或積極參與建設國家，本科院校中共建國家來華留學生占留學生總數的60%。可見，共建國家學生向中國的大規模流動仍占主導地位。與之相對，中國赴南亞、中東歐的留學生規模較小，赴東盟的留學生數量較多，且主要流向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等教育相對發達國家。

從留學動機來看，除了傳統的學術研究和文化交流，越來越多的國際學生選擇前往共建國家開展實習、創業等活動，拓展職業發展和人際網絡，爭取國際化的實踐機會，并且更加注重尋求“物有所值”的優質教育質量。與此同時，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高等教育機構也開始更加注重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和創新精神，并呈現多樣化趨勢。

從流動方向來看，隨著新興市場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崛起，國際學生對留學目的國的選擇也在發生變化。除了傳統的發達國家，如美國、英國等，越來越多的國際學生選擇前往中國、俄羅斯、印度等國留學，共建國家的留學市場也逐漸嶄露頭角，多中心與多極并存的跨境流動趨勢正在日益顯現，全球教育資源發生變化并趨向均衡。

從留學體驗來看，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教育體系和文化環境也在不斷優化和改善。越來越多的共建國家開始注重提高教育質量，加強國際化教育建設，營造積極友善的留學環境，為國際學生提供更加優質的教育資源和留學體驗。同時，共建國家之間文化交流的不斷加深，使國際學生在留學期間能夠更好地了解和融入當地文化。

從境外辦學來看，隨著共建國家間教育合作與交流的不斷深入，境外辦學迎來前所未有的機遇，也為中文教育和漢語文化的傳播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使中國教育的模式和標準在共建國家得到廣泛推廣，中國的發展成就、教育體系和教育理念得到越來越多國家的認可和贊譽，為中國和共建國家之間的教育合作提供了廣泛而又豐富的平臺和資源支持。

在“一帶一路”倡議推進過程中，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國際學生具有高度流動性。其中，高技能或高學歷人才的流失會對經濟社會發展產生負面影響，特別是對“一帶一路”南線和東歐部分國家。

當前，“一帶一路”人才流失問題進入相對平穩階段，但部分國家出現學生流動性不足、活力不足的新問題。中國與共建國家之間發生大規模的學生流動不僅為更多的學生提供了教育機會和發展空間，還為中國和共建國家的教育交流與合作提供了廣闊平臺。現在，“一帶一路”倡議已經成為全球學生人才流動的重要引擎，為共建國家和中國的跨境學生交流注入新的動力。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競爭，國際環境日趨復雜，機遇與挑戰并存。隨著共建國家學生之間的交流和互動日益便捷和高效，“一帶一路”國際學生流動呈現逐年增長、多元化發展和不斷優化改善的趨勢。共建國家之間的教育交流與合作的不斷深化，促進了多元文化的認知與理解，而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和應用所帶來的互聯互通，為人文交流提供了新的機遇和路徑，客觀上將推動共建國家發生更大規模的國際學生流動。

青年是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受益者，也是傳播者和推動者。“一帶一路”國際學生流動的升溫和發展，可望能更好地助推民心相通，為開啟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新征程貢獻源源不斷的新動能。（作者王祝萍系《教育國際交流》副主編，羅倩系復旦大學一帶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副院長）

來源：《神州學人》（202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