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是人類生活的一個方面，在漫長的歷史中，中國人的居室不斷演變，并產生了很多獨具特色的建筑類型。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傳統文化也不斷融入中國建筑中，居室對中國人的意義也超出了物質層面的容身之處，還成為中國人精神層面對“家”的寄托。

中國早期民居的演變

在修造建筑的早期，先民經歷了一個巢居的時代。《莊子·盜跖》說：“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按此說，巢居者是“有巢氏之民”，是群體，而非某一個人。而《韓非子·五蠧》中說：“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圣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群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在韓非那里，構木為巢的人已然變成了被稱為“有巢氏”的“圣人”。這種“圣人”說，逐漸被延續下來。《太平御覽》引三國時期《項峻始學篇》的記載稱，“上古皆穴處，有圣人教之巢居，號大巢氏”，只是將“圣人”的名號由“有巢氏”變成了“大巢氏”。而在西晉，張華在其《博物志·雜說》中稱“昔有巢氏有臣而貴，任之專國主斷，已而奪之。臣怒而生變，有巢氏以亡”。顯然，張華已將“有巢氏”當作一個氏族邦國。

究竟誰是最早的建巢者，因歷時久遠，而無從考證。只有先民曾經歷過巢居的歷史階段這一事實，是能夠肯定的，但其人為誰，說法很多，目前尚未形成共識。至于何處是巢居的創生地，說法也就更不一致了。《藝文類聚》引西漢揚雄《荊州箴》記載稱，“南巢茫茫，多楚與荊”。在此處，“南巢”被認為是在“荊楚之地”。早在夏朝末年，荊山一帶就有“南巢氏”部落，曾與夏聯盟。亡國的夏桀還曾到此地避禍。清人張澍在《蜀典》中則說，此“巢”乃“彌牟鎮”，在今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區附近。還有說法認為，有巢氏生于九嶷山以南的蒼梧。《史記·五帝本紀》中有“（舜）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的說法。這一說法無形中把人受鳥筑巢啟發而發明“巢居”的事，與舜聯系在一起。上述說法雖然對巢居創生的具體地點看法不一，但這些地點都在南方。而南方至今普遍存在的干欄式民居、吊腳樓，甚至樹上居（盡管現已成了旅游風情）等，在某種程度上都是巢居的遺存。“干欄”又稱高欄、閣欄、麻欄，多用木、竹等作樁柱，以木板或竹篾笆為樓板及上層墻壁，下無遮攔，用磚、石、泥等砌墻。屋頂多以樹皮、茅草、石板或陶瓦覆蓋，上脊長，下檐短，為陡峭的人字形。干欄式民居通常分兩層，上住人，下養牲畜，以及堆放農具等雜物。

干欄式建筑也有很長的歷史。在南方的河姆渡、馬家浜以及良渚等諸多新石器文化的遺址中，發現的地下木樁、底架上的橫梁、木板，等等，都表明新石器時代已有干欄式建筑。在這些發現中，最典型的是在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村發現的，距今約7000年的干欄式民居遺址。這個遺址中出土了帶有榫卯的木構件。這表明，遠古河姆渡人自打走出洞穴，可能經歷了好幾個階段：先在樹上筑巢；然后，不再受樹的制約，通過砍伐或火燒的方式對地面進行清場，立樁建房，實現按需要擇地而居；之后，用藤條、竹篾等進行捆綁的方式，連接木樁與橫木，以及橫木上架設的木板、竹篾笆（這類案例在云南的一些干欄式民居中仍可看到），上樓的木梯由獨木制成，或用木竹捆扎；最后，是使用榫卯連接建筑部件。河姆渡人的榫卯類型豐富，有柱榫、梁榫、帶梢釘孔榫等及其相應的卯，這些榫卯，尤其是帶梢釘孔榫的應用大大強化了梁與柱的連接，致使凌空的干欄式建筑穩立于山地，而且它的壽命遠長于捆綁結構。河姆渡遺址干欄式建筑的朝向也很有特色。與大多數北方建筑的坐北朝南朝向不同，這些建筑是坐東北朝西南的，呈西北—東南走向。其開門，與現在西雙版納傣族的干欄式建筑一樣，都開在山墻面。這樣的好處是，出入、通風、采光、排煙塵等都很方便。門向南偏東10度左右，這順應了江浙冬日照長，夏日照短的自然特征，達到了夏避炎熱、冬增日暖的效果。考古發現干欄式民居遺址的分布相當廣泛，從蘇浙到嶺南，再到楚地、蜀地等，遍及南方。此外，考古還發現了不少干欄式民居的建筑模型：江西清江營盤里新石器時代的遺址出土了陶制的干欄式建筑模型。云南晉寧石寨山滇墓中發現4件漢代青銅干欄式建筑模型。這些漢代模型的細節都相當完好。模型有長脊、短檐、反宇式的大而陡的屋頂，在南方多暴雨的環境中，這種屋頂非常利于排水；有二層的主屋，也是接受祭拜的首領所居之處，周圍有銅鼓等祭器，以及拜祭人眾；有供上下之用的兩架樓梯，樓梯階數足有十幾級之多，說明模型所反映的干欄式建筑實體應離地面很高。下層的空間高，就方便飼養牲口。這種上層人居、下層牲畜的構造，是典型的干欄式建筑。這與現在云南諸民族仍然居住的干欄式建筑差別并不大。兩者之間雖相隔千余年歲月，但傳承脈絡依然清晰。

這種干欄式建筑在民居的發展中又逐漸演變出了吊腳樓。這種吊腳樓在滇、黔、桂、粵、湘西、鄂西北等地的苗族、土家族、壯族、布依族、侗族等山地民族中，相當常見。

巢居和逐漸發展而來的干欄式建筑，為后來的木樓，乃至木結構宮殿，奠定了最初的根基。而中國傳統建筑的發展，不僅表現為技術層面的演變，更體現為中國傳統文化對自然、社會和人生的哲學思考的不斷發展。

中國傳統文化在中國傳統建筑中的體現

隨著時代發展，中國傳統建筑的形式、結構和設計逐漸與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和哲學思想緊密結合，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中國傳統建筑的形式和文化元素，形成了一個整體的生態系統，體現了中國人對人與自然和社會之間的平衡與和諧的追求。

“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貫穿在中國建筑發展的始終。這種思想強調人類的行為應與自然環境相協調。從巢居到干欄式建筑的演變，可以看出先民對自然環境的適應與利用。干欄式建筑的朝向、結構和材料選擇，無一不是基于對氣候、地理、植被等因素的深入理解。同時，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將先民的日常生活與自然生態緊密聯系，先民不僅通過農耕獲得物資供給，還通過竹木、茅草等本地的建材來滿足居住需求，體現了人類對自然資源的理性利用與節約。通過與自然環境的互動，古人向我們展示了獨特的建筑智慧，并且這種最早的巢居和干欄式民居與家族和部落的發展之間，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巢居和干欄式建筑的建造需要依靠族群間的合作與資源共享來完成，而族群、部落也通過這些建筑提供的共同生活空間加強了彼此間的聯系。這反映出當時社會結構中集體主義的價值觀念，展現了社會組織的緊密性和依賴性。

人類行為與自然環境相協調的理念，還體現在不同地區的民居在風格、材料和結構等方面的不同。這種不同也反映著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色和生產方式。比如北方的四合院，具有較強的防寒功能和空間布局嚴密的特征；南方的江南水鄉則以吊腳樓、園林式住宅為主，體現了水文化的影響和當地人對水鄉環境的適應。中國傳統建筑不僅形成了諸多不同風格的建筑形式，還形成了不同等級的建筑類型。宮殿和寺廟往往氣勢恢宏、雕梁畫棟，顯示統治階層的權威和神圣性，而民間建筑則更注重實用和舒適。

“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也體現在堪輿學對中國傳統建筑的影響。堪輿學在中國傳統建筑中占據著重要地位，其核心理念是通過建筑的朝向、形態和位置來協調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住宅和園林設計中往往講究“山環水繞”，與周圍環境的和諧共處。門窗的開設、庭院的布置、建筑的朝向等都有相應的講究，無論如何處置，本質上都是古人在順應自然法則，追求與天地萬物的和諧共生。

“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同樣也為儒家思想所吸收，進而從另一個層面影響著中國傳統建筑。儒家思想的核心觀念貫穿在建筑設計中，在宮殿、官府和住宅的設計和布局方面，影響尤為明顯。最典型的建筑莫如故宮，紫禁城的中軸線不僅反映了天子至高無上的地位，也體現了天、地與人的秩序關系，體現了“天人合一”的理念。

古人之所以會在建筑上傾注如此多的心血，是因為從古時開始，人類就意識到居所對于群體的穩定和發展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柳宗元在《梓人傳》中寫道，“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認為安居是樂業之首要，其后方可安天下。這一道理，是先民從遠古時就開始領悟的。無家，便無以成國。最早的居所聚合了群落，繼而以群落組成氏族、部落，再結成邦、組成國。所以，居所是核心，是群的物質載體。

從干欄式建筑到吊腳樓，再到木結構宮殿，建筑形式的演變反映著人類社會不斷進步和發展的歷程。人類在建筑領域不斷積累經驗，因地制宜作出創新和改進，讓這些古代建筑的遺跡，不僅成為物質上的遺產，更成為歷史文明的見證和人類智慧的結晶。人類在遠古時代就開始形成群體，建立居所、實現聚居是為了共同面對外部威脅，更好地保護自己。從小范圍的氏族、部落逐漸發展到更大規模的國家，居所為這種社會組織提供了基礎。在特定的地域一同生活的人們，又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語言、習俗等，這些文化通過代代傳承，一直在加強群體的凝聚力和認同感。中國傳統建筑的發展也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家”的重要性和精神寄托。中國傳統的家族觀念和國家理念都在這些建筑中有所體現。

（作者系西南大學教授）

責任編輯：單笑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