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世界如何變化，唯一不變的是人類對知識邊界的探索欲、對文化包容性的想象欲以及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實踐欲。這既構成了大學作為人類社會最古老社會組織存續的根本，也解釋了人類在持續合作與競爭中共存的社會現實。

推動高等教育高水平對外開放是加快建設高等教育強國的必然要求與重要內容。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教育大會上強調，要深入推動教育對外開放，統籌“引進來”和“走出去”，不斷提升我國教育的國際影響力、競爭力和話語權。高等教育的對外開放水平既是我國教育體系高質量發展成效的重要標志，更是中華文化作為人類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價值外化。當前，雖然外部環境的諸多不確定性對中國高校持續深化對外開放進程形成了外部阻隔，但這種不確定性恰好放大了高校作為一種文化交流與互動形式，助力國家之間進一步釋疑增信、進一步平衡合作與競爭張力的重要意義。在高質量發展背景下，中國高校應堅持深化對外開放進程，把握好高等教育高水平對外開放助力高等教育強國建設的內在機理，進一步推動高等教育國際交流與合作的范式創新與格局重塑，在助力我國教育系統高質量發展的同時，為國家的可持續發展構筑有效的外部“緩沖區”。

高水平對外開放助力高等教育強國建設的底層邏輯與歷史表征

作為國家開展人才培養、推動知識和科技創新的根本性制度保障，高質量的高等教育體系既構成了教育強國建設的核心目標，更體現了教育強國的基本特征。在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攻堅階段，高等教育高水平對外開放不應僅指向通達高效的國際交流與合作網絡、高質量的在華國際學生數量等外顯指標，更不應僅停留在對全球大學排行榜排名上升的追逐上，還應思考其能否通過服務中國高等教育體系的高質量發展以及助力教育強國戰略的落實，更有效服務于當前中國經濟社會的全面轉型與深刻變革，促進高等教育服務好教育鏈、科技鏈和人才鏈的深度融合與切實貫通，進而在最廣泛意義上助力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宏偉藍圖的順利實現。這構成了通過提升高等教育高水平對外開放助力高等教育強國建設的底層邏輯。

高等教育對外開放的制度化過程及水平提升，與中國高等教育質量的系統提升呈現出“雙螺旋上升”的構型，對其觀測可大致從三個階段入手。

一是“請進來”與“走出去”的范型初構。從中國全面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來到20世紀90年代初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初步形成為高等教育對外開放的探索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引領。中國政府鼓勵各級各類高校拓展與國外高校的合作關系，教育資源要素流動性得到顯著提升，且中外學生的培養規模得到持續擴大。隨著“高等教育國際化”在國際學界開始概念化，國際化作為一種不可逆的發展范式開始被廣泛接受，中國高校介入國際化進程的意識也逐步加強，特別是國際化作為一流高校身份標識的共識逐步形成。

二是高等教育對外開放制度化進程的提速。隨著《中外合作辦學條例》于2003年發布以及教育部和國家外國專家局于2006年開始聯合實施“高等學校學科創新引智計劃”（“111計劃”），尤其是在“211工程”和“985工程”的政策疊加效應下，強有力的平臺支撐為中國高等教育對外開放的制度化進程注入了新動能，中國高等教育對外開放的實踐樣態得到進一步拓展，對外開放的水平得到實質性提升。特別是隨著新的辦學理念、教育方法論體系的持續引進，以及“請進來”與“走出去”格局的持續完善，國際化進程對中國高等教育質量提升的促進效應得到更加廣泛的認識。中國高校開始主動介入國際化發展進程，初步完善高等教育對外開放格局。

三是中國高校開始成為全球高等教育場域的主要力量，參與高等教育全球治理的能力得到實質性提升。在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所創設的外部發展空間中，伴隨“雙一流”建設厘定的戰略目標的牽引，中國高校與世界一流高校的合作內容更加深入與全面，合作的機制化程度不斷提升，教學科研人員、科研技術、科研經費等要素資本的跨國（境）流動性進一步增強，中國高校邁向世界高等教育場域中心也進一步提速。通過設置合作議程、推動合作范式創新等途徑，中國高校已逐漸從全球高等教育發展議程設置的觀察者、參與者成長為區域性乃至全球性高等教育合作議程、大科學議題的發起者，成為形塑全球高等教育場域的重要力量分支。

高水平對外開放助力構建高等教育強國的內在機理

一方面，自全面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來，高等教育對外開放水平的持續提升為中國高等教育體系從“初期探索”到“快速發展”再到“全面加速發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念資源和人力資源。另一方面，中國高等教育國際影響力與競爭力的持續拓展又構成了對外開放水平持續提升的先決條件，因為只有依賴于充分的學術聲望，資本才能與高等教育的國際同行平等對話。從這個意義上看，二者既互為前提，又互為結果。

高水平對外開放是高等教育強國的基本特征與實然狀態。全球主要經濟體的發達高等教育系統所呈現出的全球競爭力與影響力，通常需要依托于其所擁有的世界一流高校群作為傳播載體。而處于高水平對外開放的狀態則是確保世界一流高校具有全球傳播功能的核心依據與前提。事實上，放眼全球，世界一流高校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高的全球學術聲望，之所以能夠獲得高等教育利益相關者的廣泛認同，除依賴于學術自由、擁有較高的自治權、通識與專業學習有效統籌等傳統結構性要素外，核心原因還在于其具有典型的高水平開放的特征。這些特征包括較高的國際學生學者構成比例、多元包容的科研工作氛圍以及研究議題設置所體現的國際視野等。此外，從“推拉效應”的視角看，一個高等教育系統所具有的全球競爭力和影響力將促使其成為高等教育領域的標桿，會吸引其他高等教育系統借鑒其發展經驗，因而從某種意義上講，其在輸出經驗的過程中，也將同時“被動地”提升對外開放水平。據劉海峰教授研究，唐太宗貞觀六年（公元632年），來自高麗、百濟、高昌、吐蕃、日本諸國的各類高等學校學生達3000多人。唐代高等學校招收眾多的留學生，并與外國進行頻繁的文化教育交流，使唐代的文化教育具有一種開放性質。另一方面，當發達的高等教育系統形成品牌效應之后，會被各國政府在全球市場中當作一種商品換取利潤。澳大利亞于20世紀80年代開始推行高等教育改革，效仿英國“撒切爾式”的改革模式，面向所有國際學生收取全額學費，力求促進高等教育的市場化轉向以及改變國家及聯邦政府對高校的資助方式，以解決澳大利亞聯邦政府對高校資助不夠的問題。

持續提升對外開放水平是建設高等教育強國的必經之道。從結構功能主義的視角和系統觀來看，高等教育作為一種社會互動與組織系統，需要不斷適應新的外部環境，其發展也離不開一定的要素結構。雖然高等教育由于不同的國家治理范式、不同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以及不同的文化內核，表現出不同的形式、要素結構并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但同時也內嵌了獨特的要素結構與資源類型。由于高等教育系統具有非線性的發展特點，因此，不同系統之間需要持續有效的互動交流才能獲取對自身有益的要素條件，從而提升高等教育作為一類整體性的系統對外部環境的適應能力。從這個意義上講，高等教育系統的開放性構成了其有序發展的必要條件。世界高等教育的功能范式大概發生了四次變革，從“行會制范式”到“精英教育范式”再到“科研為主范式”最后到“教育和科研交疊共生的范式”，每一次功能范式的變革均需要高校作為個體打破前一種范式的要素結構，加入新要素并對其進行重構。這就需要高校秉持積極開放、主動學習的態度，并以前一種范式為基礎，持續創新高等教育的組織范式與發展理念。以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為例，19世紀下半葉，美國聯邦政府派出大批美國學生赴德國各大學學習深造，同時邀請各學科的德國學者執教于美國各大學，科教融合的理念對美國大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便誕生于這樣的背景之下，其成立之初即作為最具有德國元素的大學而存在，這些元素也成為美國研究型大學的制度根源。而現代研究型大學作為一種類型化的高等教育系統，成為美國逐漸提升其高等教育全球聲望水平的根本。

促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是高等教育強國職能實現的重要保障。構建發達高等教育系統的本質要義以及發達高等教育系統的職能維度，一方面在于提升國家政治穩定性、治理能力水平以及社會經濟和文化發展水平，并提供持續性的人力資源與知識驅動；另一方面則在于依托其復雜多元的國際學術資源及學術人脈網絡、專業領域的影響力，助力解決區域乃至全球范圍的共同問題，進而促進世界人民福祉的提升。簡言之，高等教育系統越是先進和發達，越應該體現其作為社會核心組織助力社會發展的關鍵職能，即對社會服務職能的充分履行。尤其是在經濟全球化、科研高度組織化以及文化多元化的時代，高等教育更應超越本地視角，利用提升對外開放水平的契機進一步遠離“象牙塔”，將服務社會的職能延伸至全球社會。通過持續提升對外開放水平進而介入全球治理，為實現這一超越提供了相應的要素和合法性支持。首先，高等教育對外開放水平的持續提升構成了高校參與全球治理實踐能力的要素條件。其中，涉及國際學生及外籍學者的增長所帶來的本文化對異文化調適能力及文化包容性的增強，以及由外國高端智力的自由流動所生成的處理重大科技議題的智力合力。其次，高等教育對外開放水平的持續提升構成了高校參與全球治理實踐能力的合法性基礎。雖然當今人類社會的演化主要受知識和技術創新活動驅動這一事實，為高等教育作為知識和技術創新高地進入社會治理場域提供了基本的合法性依據，但究其根本，高等教育作為人類教育的高階形式，作為人類社會關系互動有序化的基本保障，以高等教育領域的自由對話交流為主要內容的文化互學互鑒是人類合作開展一切社會行動的先決條件。

高等教育強國建設背景下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通徑指向

面對高等教育制度同構與高等教育功能及價值觀異化的過程交織，中國高等教育對外開放應表現出獨有的氣度與價值定位。堅持自信守本與借鑒創新之路，堅持統籌本地特色與開放多元的統一關系，創新高等教育對外開放的方法論體系，形塑新時期高等教育對外開放的新格局，將成為中國在新的發展階段提升高等教育對外開放水平的目標與要求。

定理念之力：進一步樹立“敢于揚棄”的勇氣與“主動吸收”的姿態。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大學考察時強調，要認真吸收世界上先進的辦學治學經驗，更要遵循教育規律，扎根中國大地辦大學。中國持續提升高等教育高水平對外開放的落腳點仍將聚焦于如何選擇性吸收“他者”的優秀經驗，在遵循教育規律和自身實際情況的基礎上，推動高等教育以及整個教育體系的高質量發展。這種“高質量”的狀態還應體現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適應性以及對中國經濟社會、文化發展，對中國人民福祉提升的支撐度中。

這就要求中國高校要從認識上進一步超越對“高度開放型”高等教育系統的原有認識，不僅將工作重點集中在如何提升來華國際學生的數量、中外合作辦學的數量等量化指標，還應適時檢視自身是否真正具備了對外開放的思維，一種真正意義上與異文化組織進行有效溝通的自主性與主動性。從某種意義上看，“敢于揚棄”的勇氣比“主動吸收”的姿態更加重要。因為只有基于前者，才能從真正意義上形成及體現“自信與包容”的對外開放的價值觀站位。從高校層面來看，即便當前面對諸多外部環境的不確定因素，中國高校仍應進一步樹立持續提升國際化成效對促進學校全面發展的信心，尤其是深入思考如何依托提升對外開放水平支撐高校發揮作為人才培養和創新高地的角色作用，還應進一步認識提升對外開放水平在完善學校戰略發展布局以及服務區域乃至國家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的關鍵意義。很顯然，只有將提升對外開放水平的意義和價值嵌入更多維的價值體系中，才能從實質上持續推動對外開放進程的深入以及質量的提升。

借趨勢之力：進一步推動高等教育國際化實踐范式的空間轉向。從“走出去”為主到“請進來”為主再到雙向平衡式發展，隨著中國作為高等教育強國的形象逐漸具象化，中國高等教育的國際化進程正加速從“向外”朝“向內”轉向。這一方面得益于近年來中國高等教育國際影響力與話語權的持續提升，另一方面得益于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數字技術爆發式發展推動教育數字化發展進程的加速，將原本在另外一種文化及時空環境中開展的教育教學活動，遷移至本地環境，即為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的進一步拓展提供了更加充分的技術支撐。

“在地國際化”作為高等教育國際化方法范式的創新，歸根結底，還在于如何助力國際化進程更加有效地服務于人才培養的提質增效。首先，面對外部環境的高度不確定性，中國高校應進一步利用教育數字化進程所創造的技術空間，將更多優秀的外國教育教學課程資源、聯合科研實踐活動等，置于本地教育教學的環境中開展。在降低開展國際化實踐活動成本的同時，將國際化發展的紅利普惠于更多的學生與教學科研人員。此外，中國高校還應加快構建起國際化發展數據庫，充分借助大數據的優勢以及人工智能輔助決策技術，針對學術范式、學科發展水平等不同學科之間的異質性特征，為教學科研單位定位國際化發展優勢，制定分層分級的國際化水平提升計劃。對于學生群體而言，還可為不同學術背景、家庭背景以及個人發展需求的學生群體，定制貼合度更高的個人國際教育發展計劃，將國際化的要素更加合理地納入學生的學業計劃、職業發展規劃等。

使優勢之力：進一步將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政策紅利轉化為發展基礎。過去10年，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和“雙一流”建設進程均進一步走向縱深，為持續加快提升中國高等教育對外開放水平創造了更加充分的政策話語環境以及更加豐富的實踐空間與資源條件。如中國-中東歐國家高校聯合會、中國-東盟高校醫學聯盟、“中阿高校10+10合作計劃”等，為中國高校與沿線國家高校共建交流合作網絡提供了平臺及制度化發展的基礎。中國高校應進一步利用好這一難得的發展窗口期，尤其應圍繞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構建出既能助力倡議實施又能充分轉化倡議實施紅利的高等教育國際交流與合作新機制，形成中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的新格局。

一是進一步完善與沿線國家和地區現有的高等教育交流與合作機制，并以此為基礎，立足于人類發展所面臨的共同問題，發起一批能夠提升沿線人民共同福祉的高等教育合作議題，如強化科研協作育人的議題，以此凸顯高等教育的社會服務職能，突出作為高等教育強國應發揮的作用。二是進一步構建面向小語種人才的國家獎學金項目體系，從國家層面持續加強對小語種人才的培養，形成能夠有效輔助倡議實施，既掌握跨文化交際規則，又對沿線國家和地區文化較為了解的語言專業人才庫，有計劃地強化對倡議實施人才的儲備。三是進一步強化高端智庫型研究機構的建設，重點關注沿線國家和地區的治理方式、經濟社會與文化特征、教育系統特征等內容。要在持續完善區域國別研究中心建設的基礎上，充分運用國際創新資源，從科學研究的議題入手，聯合沿線國家和地區發起一批具有區域影響力的國際科技組織，牽頭組織國際大科學計劃和大科學工程，從而從更大的維度加強對倡議實施的信息支持與智力支撐。

匯行動之力：進一步強化高等教育國際化制度與實踐的整體嵌入性。國際化作為國家經濟社會水平與高等教育系統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離不開理念的支持與資源的堆疊。因此，作為一種概念話語，國際化在不同國家不同類型的高校之間，表現出政策分層化、實踐形式多樣化的特征。對于大部分中國高校來講，國際化均具有一定程度的“邊緣性”特征，即國際化實踐與學校整體工作的開展，包括學科建設、有組織科研的推進等，仍表現出一定程度的“脫嵌”狀態。學校的外事管理單位既是國際化工作的政策制定者，又是具體工作的實施者與評價者，并沒有扮演好其作為國際化要素“搬運工”的角色，將國際化要素嵌入學校人才培養、科研以及學科發展等主體工作。

為進一步破除這一認識阻隔與實踐困境，高校應首先在發展戰略的制定過程中，將國際化要素嵌入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等各類高等教育的“塊狀”功能結構中，從而將開展國際交流合作的要求“內隱化”。其次，高校應充分統合學校的重點學科發展需求以及階段性的重點工作，對接國家在高等教育領域推行的新的政策導向，有針對性地予以專項資源保障。事實上，借助一定時期內政策話語所形成的壓力場域，能夠有效地將“校-院”兩級的行政管理及服務功能聯動起來，由此形成的合力將為提升國際化發展效能提供相對有力的支持。如當前在“有組織科研”的政策話語環境下，國際化發展的資源及其配套政策就應該適度朝進一步推動教學科研人員以及科研團隊完善科研合作網絡、實施聯合科研項目以及共建平臺傾斜。

正如前文提到的，高等教育對外開放水平的提升與高等教育強國的構建，呈現出“雙螺旋上升”的構型。二者既互為前提，又互為結果。中國正從全球高等教育的“模仿者”和“追趕者”發展為全球高等教育的“引領者”與“示范者”。無論世界如何變化，唯一不變的是人類對知識邊界的探索欲、對文化包容性的想象欲以及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實踐欲。這既構成了大學作為人類社會最古老社會組織存續的根本，也揭示了人類在持續合作與競爭中共存的社會現實。很顯然，物質利益的沖突對峙始終無法抵消人類文化互通交流的慣習與動機。因此，中國高校應持續完善對外開放的制度化、系統化進程，持續加強有助于國際交流與合作效能提升的政策支撐、人才支撐與平臺支撐，堅定不移地提升對外開放水平。（作者 鄭淳系西南交通大學文科學部助理研究員。本文系2024年度西南交通大學軟科學項目“有組織科研視角下行業特色高校優化人文社科科研組織模式的策略與路徑研究”成果）

來源：《神州學人》（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