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三十一載教書生涯，沒有驚濤駭浪、大喜大悲。瑣細平靜的水流上，點綴幾朵苦樂參半的小浪花。差可慰藉的是，自己不斷在努力成長著。成長之路概括為三個小“發現”。

    發現“語文”

第一次走進屬于自己的教室，上的第一節課是朱自清的《荷塘月色》，除了一本教參，沒有現成的教案可參考。慶幸的是，七年前，我的語文老師給我上課的情景尚歷歷在目，于是憑感覺復制了一遍。以后的課，我也大致按教參的提示，迷迷糊糊過了許多年。

有時，給學生介紹些課外書籍，讀讀課外文章，這個舉動主要受福建師范大學教授孫紹振的影響。大學時，他給我們支招：“如果你遇到一篇連自己也沒感覺的課文，那就不必‘硬教’，否則師生都徒勞無功，不如放下課本，選一兩篇課外文章念給學生聽，談談感想，效果更好。因為語文的本質就是聽說讀寫。”遺憾的是，我碰到“連自己也沒感覺的課文”不止一篇，因此常占用課堂時間帶學生去讀課外文章。好在，學生似乎頗享受我的“不軌”行為。有一回，我竟然在高考前幾天，丟下模擬試卷，給學生念杰克·倫敦的小說《熱愛生命》，花了兩三節課。那一屆，高考成績出奇好。如今回想，天方夜譚！

隨著教書日長，大學里帶來的文學熱情被現實一點點消蝕。幾年后，我的生命遠離了詩、小說、散文……我的文學花園是空蕩蕩的。自然，我的大部分課堂也是乏味的，雖然不時出現課外文章，但它們像食物中的“佐料”，很難引發學生對語文的深度興趣。直到從教十一年后的2003年，蘇霍姆林斯基的《給教師的建議》打開了我封閉的世界。這是一本談論教育的書，但打動我的首先是書中的詩性文字，然后才是充滿人道關懷的教育思想。

在早秋的一個溫暖而有陽光的中午，我和孩子們來到河岸邊。我們分散在一片草地上。在我們的眼前，是一片點綴著秋季花朵的草原，魚兒在清可見底的河水里游來游去，蝴蝶在空中翩然飛舞，燕子在蔚藍的天空飛翔……我第一次在教育專業書中觸摸到這么美的詞語，它和美的情感匯成一個富有詩情畫意的教育天地。閃亮的文字，與其說喚醒了我的教育情感，不如說激活了我沉睡多年的文學細胞。我開始重新閱讀文學書籍，那時還沒有網購，我甚至獨自乘車到一百多公里外的大城市購書。我拿起“生了銹”的筆，寫下一篇篇教育隨筆和生活散文。漸漸地，我的課堂也發生了改變，自覺地從教材、教參、練習中走出來，同時擺脫了老一代語文老師千篇一律的“作者—時代背景—段落大意—藝術手法”的教學模式。更重要的是，我已經不滿足于教材里那些沉悶的文章了，語文課涌進了更多的文學作品以及其他的人文作品。我還在課上朗讀自己剛寫的小文章。

這些文字影響著我的學生，不少人至今保持著讀寫習慣。如此“放任”的教學方式，也遭遇一些人的不屑或反對，但我始終相信：學生光靠教科書上的選文是學不好語文的，理想的語文教育應當讓人愛上文字，愛上思考，有能力去感受和表現人生，讓自己成為一個完整的個體。

若干年后，讀到愛默生在《美國學者》中說：“‘人’于是演變成為某一樣東西……牧師變成了儀式，律師變成了法典，機械師變成了機器，水手變成了船上的一根繩子。”不由慶幸自己未被異化為一張練習卷或一截粉筆，也沒把學生扭成一道只有標準答案的試題。

    發現“人”

2012年，在我參加的省名師培訓班上，一位有名望的特級教師的簡短分享令我印象深刻，他說：“我在名校任教幾十年，即將退休。以前上課就聚焦那部分可能上北大清華的孩子，現在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教書。現在，我上課提問學生，關注的不再是他們答案的對或錯，而是首先要求他們站直，昂首挺胸，大聲說出自己的真實想法。”座中十來個人聽完都默不作聲。我一時無法完全領會老先生的情感，但心底被觸動著。

不久就遇到了多年前的高中學生阿翔。阿翔是典型的“雙差生”，也是我的“眼中釘”，好幾次差點兒被學校開除。在他畢業后六七年，我們邂逅了。此時正在某酒店當大堂經理的阿翔，已不復昔日玩世不恭的模樣。他告訴我自己畢業后的經歷，反思了他高中時的所作所為。我為阿翔的進步感到欣慰，也為自己當年的“偏見”“功利”而心生愧意。

2015年，我認真重讀了《給教師的建議》。這次閱讀重點放在書中那些標注名字的學生上，他們都是學困生，有的還是“刺頭”學生，比如八年級男生米哈伊爾，一個讓所有老師都頭疼的人，中途輟學了，幾年后卻成為一名優秀且彬彬有禮的電器維修工。米哈伊爾的“蛻變”，震撼著女教師妮娜，她反思道：“我們作為教師，怎么會沒有發覺，在我們認為無可救藥的懶漢和毫無希望的‘兩分生’身上，在他們的心靈和雙手里，還蘊藏著天才呢……不，這不僅是蘊藏著一個巧匠的天才，而且是蘊藏著一個我們沒有看到的大寫的‘人’。”我想起兩年前老特級教師誠懇的話語，想起學生阿翔。可多少年來，我能自覺地用“培養人”的眼光看待從我講臺前走過的每個學生嗎？

那天，一邊整理著講座稿，一邊念及這些過往，我終于明白老特級教師那番肺腑之言的真意。此時的我，教師生涯卻已度過了近三分之二。

當我開始有意識地把學生看成“人”時，課堂也隨之發生了微妙變化。一向看似平淡無奇的課文，字里行間躍動著“人”的影子。我在巴金《小狗包弟》中看到人性在不同環境下的墮落與覺醒，在《蘭亭集序》《赤壁賦》里讀到“天地有大美”以及人對生命的叩問，在陸蠡《囚綠記》中發現卑微生命的渴望和倔強，在杜甫《登高》中感受到個體的渺小與壯闊，在《人是能思想的葦草》里發現人類的無上尊嚴，在《孔雀東南飛》中聽見愛的絕望與呼喚……許多文章中，原來都藏著一個個具體真實的人，這些作品匯集起來，就是一曲善惡美丑交織的交響樂。站在講臺上，我常覺得自己不是在講課，而是和學生一起探尋人性的密碼，體味生命的苦辣酸甜。

    發現自我

2013年，省教育廳要求每位名師班學員研讀一位語文大家，并以之為研究課題。我選擇的是葉圣陶。在研讀葉圣陶的教育思想中，我接觸到更多的教育名家。機緣巧合，教育科學出版社擬出版《葉圣陶教育演講》，且把任務交給我。沒想到，我的專業成長之路自此拐入另一個方向。

《葉圣陶教育演講》出版后，在某出版社做編輯的好友Z君知道我長期關注現代名家，便給了我一個新任務——主編《民國名家談作文之道》一書。之后，我又陸續主編了《為幸福的人生——民國名家對話中小學生》《人生第一課——民國名家憶家庭教育》等。小叢書出版后，在業界產生了些許影響。一次，Z君提醒我：“你不僅要當編者，還要當作者，這樣，教書、讀書、編書、寫書就相互打通了。”我茅塞頓開，于是有了我第一本談民國教育的隨筆集《先生當年——教育的陳年舊事》。

曾有人問我，如何在繁重的教學中兼顧讀書、編書、寫書？

我答：不少現代教育名家是中小學教師出身的，他們于稻粱謀之余，照樣遍覽群書，著書立說，比如朱自清、錢穆、葉圣陶等。以葉圣陶為例，僅1921年，他在小學或中學一邊教書，一邊創作了大量作品，計有短篇小說22篇、“文藝談”40篇、童話10篇等。這些名家的課余著述固然和那時代寬松的教育環境有關，但也足以啟示后人：事在人為，只要自己愿意，總能擠出時間來做事。況且，身為教師，讀書乃分內事，讀書只會提升他的課堂品質，不讀書的教師才令人擔憂他的教學質量。至于編書、寫書，其實所費時間不會特別多，只要腹中存有足夠豐富的書籍，加上在日常的教學實踐中肯多觀察、多思考。“汝果欲學詩，工夫在詩外”，編書、寫書亦然，工夫不在“編”和“寫”，而在平時的“讀”與“思”。

從跟著教參和感覺走，到發現語文，再到發現“人”、發現自我，此過程無大起大落，卻頗有“起承轉合”的味道。三個“發現”，是我三十余年職業發展的三個臺階，而貫穿其間的似乎只有一個，那就是追尋人，發現人，更包括內心的自己。

《中國教育報》2024年03月01日第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