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多年前，張騫從長安出使西域，一路穿過河西走廊抵達敦薨之山。他將“敦薨”記為“敦煌”，連帶這里的風土人情、山川形勢送回中原。漢武帝得此先機，下令征討匈奴，占領河西地區(qū)，“列四郡，據(jù)兩關”。從此，敦煌成為中華文明史上一顆璀璨神秘的明珠。

2023年8月，歷時16年，由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所長鄭炳林教授主編的《敦煌通史》（七卷本）終于面世。這部叢書全面、完整、系統(tǒng)地重現(xiàn)了秦漢至明清時期敦煌及絲綢之路東段的歷史變遷。

“敦，大也。煌，盛也。”2000多年的歷史長河中，敦煌發(fā)生了什么？它為什么被稱為“華戎所交一都會”？中原與西域文化如何在這里碰撞交流？近日，本報記者走進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探索《敦煌通史》背后的故事。

敦煌史研究并不完整

敦煌區(qū)域的歷史研究多依賴于莫高窟藏經(jīng)洞出土的文獻。百余年來，學界對吐蕃、晚唐張氏歸義軍、五代宋初曹氏歸義軍時期的敦煌及周邊地區(qū)歷史進行了深入而系統(tǒng)的研究，成果頗豐。但由于文獻缺乏，兩漢、魏晉北朝、隋及唐前期、西夏、元明清時期的敦煌歷史研究處于相對薄弱的階段。

2007年，鄭炳林在北京參加首批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評審期間，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的林甘泉先生向他提出，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能否組織完成一部《敦煌通史》，作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選題。

“雖然當時學界有部分敘述敦煌歷史的小冊子，但都不足以呈現(xiàn)敦煌完整的2000多年歷史。為什么不做一部完整的書呢？”鄭炳林萌生了完成《敦煌通史》的想法，也由此開啟了長達16年的著書之旅。

2007年，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啟動《敦煌通史》編纂。根據(jù)研究現(xiàn)狀，鄭炳林及其團隊將敦煌歷史劃分為兩漢、魏晉北朝、隋至唐前期、吐蕃占領時期、張氏歸義軍時期、曹氏歸義軍時期、西夏元明清七個階段，分七卷撰寫。

敦煌出土簡牘數(shù)量眾多，小到風土特產(chǎn)，大到移民制度、對外貿(mào)易，漢簡中的信息極大程度上填補了兩漢敦煌歷史的空白。“以往的研究多從后世記載的資料入手，內(nèi)容多比較宏大，這次寫作借助漢簡，讓我們了解更多當時真實發(fā)生的小事，很有意義。”鄭炳林說。

跌宕起伏的兩千年

自西漢開始，敦煌的玉門關、陽關就被視為中原與西域的交界。正如鄭炳林在總序中所言，敦煌在中原王朝的邊防地位，影響著中原王朝對敦煌的態(tài)度及政策取向，而這又反過來對敦煌歷史走向產(chǎn)生直接影響。

漢、隋、唐俱屬大一統(tǒng)王朝，也是敦煌社會經(jīng)濟文化快速發(fā)展的上升期。“伴隨著絲綢之路的興起，敦煌社會經(jīng)濟得到快速發(fā)展。”團隊成員陳光文副教授解釋說，唐朝統(tǒng)治敦煌的160多年間，敦煌憑借其交通樞紐位置，成為東西方經(jīng)濟文化交流的一大都會，戶口滋盛、文化繁榮，是其歷史發(fā)展的鼎盛時期。

盡管敦煌曾聚集五湖四海的人們，但其文化的核心依然是華夏文明。團隊成員杜海副教授說：“根據(jù)文獻記載，敦煌崇尚佛教，但歸義軍時期佛教儀式上的模式化套語也體現(xiàn)出儒家的忠孝、仁義、民本等思想。”他認為，敦煌不同的歷史時期之間存在一脈相承的關系，研究完整的敦煌歷史有利于探索華夏文明對民族交流交融產(chǎn)生的深刻影響。

到了西夏、元明清時期，陳光文說：“敦煌軍事、政治、交通地位雖有起伏，但總體呈日益下降趨勢。清朝建立后，中央政府積極開拓西域，開始在關西地區(qū)逐步設立行政建制，同時向敦煌進行大規(guī)模移民。”敦煌的重要地位再度凸顯，成為經(jīng)營西域的“口外之地”，逐漸恢復生機。但由于其屬移民區(qū)域且僻居內(nèi)陸，最終成為西北地區(qū)的一座普通縣城。

敦煌學研究不能只看敦煌

西漢時期，敦煌專門修建了西域都護的軍備物資存儲倉庫——居盧訾倉城，西域諸城邦的貢品皆經(jīng)由敦煌進入中原，中原派遣至西域的官吏駐軍也經(jīng)由敦煌送往迎來，因而成就了敦煌“華戎所交一都會”的名號。

“敦煌的發(fā)展牽動著整個西北歷史的發(fā)展，研究敦煌歷史不能僅局限于敦煌本身。”鄭炳林說，學界曾有“小敦煌，大敦煌”的說法，“敦煌學的研究若拘泥于敦煌文獻，那便只能做‘小’敦煌。研究者若將敦煌置于中國西北歷史，甚至世界歷史之中，敦煌的史學研究價值便能以‘小’見‘大’。”

在鄭炳林看來，當前敦煌學研究提倡的“東進西出”直接體現(xiàn)出敦煌學研究的重要意義。“東進”是將敦煌歷史與中原歷史聯(lián)系起來，“西出”是以敦煌為窗，觀世界之像，研究歷史上中央政府如何利用敦煌對外交往，能為我國如何更好地在世界舞臺講好中國故事提供思路。

《敦煌通史》是敦煌學界第一部關于敦煌兩千年的通史，七卷本由鄭炳林及其學生歷經(jīng)十余年完成，背后離不開研究所對人才培養(yǎng)的重視和堅持。“團隊項目更有利于重大研究成果的產(chǎn)出，這對個人、團隊和學校都是共贏的。”鄭炳林說。

當初與鄭炳林一同撰寫《敦煌通史》的學生，如今多已成為敦煌學研究的中流砥柱。杜海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加入《敦煌通史》撰寫團隊，“撰寫《敦煌通史》對我而言是蛻變，不論是學術眼界的開闊，還是學術研究方法的提升，敦煌學已成為我們一生堅守的事業(yè)”。

從早年重文獻研究到如今補史、證史，敦煌學還在等待更多學者投身其中，古老的敦煌文化將在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召喚中煥發(fā)新的生機。正如鄭炳林所言：“這個過程也許會長一些，但一定會完成。”

《中國教育報》2024年03月27日第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