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校管理者在決策過程中應樹立強烈的“證據意識”，尤其在涉及重大決策和改革時，要堅決避免單純憑激情、靠經驗的工作模式，堅持“無證據，不決策”的原則，推動由經驗決策到科學決策的轉型

    ■需要進一步改進數據條件，建立起校本決策數據支持系統。這樣的數據系統，就數據內容而言，除了常見的學生學業表現數據外，還應該包括學生發展的影響因素及各類學校管理要素的數據    

盡管諸多的學校管理者都宣稱自己是科學管理的踐行者，但就其管理思路和管理舉措而言，仍擺脫不了經驗管理的窠臼。這就使得在現實的學校管理中，雖然存在著林林總總的改革舉措、花樣迭出的“教學模式”以及層出不窮的規章制度，卻鮮有學校管理者能精準回答這些改革與管理舉措到底起到了多大作用，其中的關鍵性影響因素和作用機制是什么。一些學校管理決策是基于對“熱點”的追逐、經驗的判斷甚至是“看上去很美”的情懷而完成的。如何提升學校管理過程中的科學決策水平，仍是推進我國教育現代化過程中急需著力解決的重要議題。

    何為循證決策

簡單而言，所謂循證決策就是基于科學證據的決策，即決策者通過收集與評估高質量的證據，將決策建立在科學的證據基礎之上，以改變傳統管理決策中因過于依賴主觀經驗而導致的決策偏差、管理效率低下、管理效果不佳等問題。

20世紀80年代，興起于臨床醫學領域的循證醫學，要求醫生們根據研究所獲得的“最佳證據”進行治療，從而使“最好的研究證據與臨床專業技能、病人的價值觀三者整合起來”，進而獲得最佳的治療效果。這樣的思路及方法迅速向其他領域滲透，形成了席卷全球的“循證思潮”。1996年，劍橋大學教授大衛·哈格里夫斯（David Hargreaves）首次提出了“循證教育學”（evidence-based pedagogy）的概念，認為教育學的研究和實踐也應該像循證醫學一樣，嚴格遵守循證研究證據來改進教育實踐。上世紀末以來，“循證”的理念得到了西方教育研究者和管理者的普遍認可，教育循證研究與改革不但推動了教育研究的科學化轉型，也深刻地影響了教育決策的思路和方式，提升了教育實踐工作的科學品質。

更為重要的是，這樣的教育循證改革有效地整合了科學研究與實踐改進的力量，具有鮮明的“理實結合”特征。以2007年歐盟委員會教育、視聽教學及文化執行署發起的“為了學生學業的領導力改進”項目為例，這個項目聯合學術界和實踐界的力量，共同探究學校領導力與成績之間的關系、作用機制及學校領導的改進之路。該項目不但發現了實踐中存在的問題，而且通過進一步的證據收集和評價，為實踐的改進提供了扎實的決策依據，實現了教育研究、教育政策和教育教學實踐的良性互動。

正因如此，教育循證改革獲得了顯著的成效。以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羅伯特·斯萊文（Robert Slavin）教授和南希·麥登（Nancy Madden）教授發起的“為了所有人的成功”循證改革項目為例，該項目通過對學生閱讀的評估與干預，將學校改進建立在扎實的科學研究證據之上，形成了包括學校決策、教學改進、家校合作、教學研究在內的學校改進的系統性舉措，使參與這一項目的眾多學校均取得了顯著的辦學成效。

    科學決策需要什么樣的證據

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的教育管理者越來越重視科學證據在教育改革與發展過程中的作用。2019年，教育部發布《關于加強新時代教育科學研究工作的意見》，要求進一步創新科研范式和方法，特別強調了“加強實證研究，堅持以事實和證據為依據，對重大問題持續跟蹤，注重長期性、系統性研究”的要求。在這一背景下，越來越多的學校開始探索基于科學證據的決策和管理模式，這無疑對提升我國教育研究與實踐的科學品質，推進教育管理的科學化轉型具有積極意義。

而毋庸諱言的是，囿于我國教育管理者長期依賴主觀經驗進行決策的思維慣性，當前各級各類學校在探索循證管理的過程中，仍存在著諸多認識誤區和不足。一些學校管理者雖然嘗試著將決策建立在證據之上，但對于何種證據才能用于科學決策卻并不明了。在實際工作中，仍然把觀察、訪談、個案甚至自身經歷作為證據用于決策，這就難免又會回到了依據主觀經驗進行管理決策的老路。

因此，在循證決策的過程中，最為關鍵性的要素不是有沒有證據，而是證據本身的質量。實施真正的循證決策，要求管理者將決策的過程建立在經過科學檢驗、高質量的“最佳證據”之上。在西方的教育循證改革歷程中，人們對于何種標準的證據才能作為決策的證據，已經達成了一定的共識。以美國為例，2016年美國聯邦教育部出臺了《非監管性指南：使用證據去強化教育投資》文件，將可以用于決策的證據分為4個等級，即高強度證據，主要通過設計和運轉良好的大規模隨機“實驗研究”獲得；中等強度證據，主要通過設計和運轉良好的大規模“準實驗研究”獲得；具有可能性的證據，主要通過設計和運轉良好的、控制取樣偏差的“相關性研究”獲得；呈現的原理，主要通過能夠解釋教育干預對結果影響原理的“邏輯模型”來呈現。在這些證據中，實驗研究和準實驗研究證據的強度較高，被給予了更多的關注，甚至被定義為教育循證改革和決策過程中的“金標準”。

以這樣的標準檢視我國中小學管理過程中的循證決策，我們會發現，許多學校在證據質量方面難以令人滿意。當前，一些中小學管理過程中常用的決策證據仍以個人經驗、個案及設計不甚嚴謹的調查觀察為主，這類證據由于過于依賴管理者個人的主觀判斷，且很難在大范圍內得到重復驗證和使用，很難滿足循證決策對于證據客觀性、科學性和穩健性的要求，也就難以作為循證決策的證據使用。提高決策證據的質量，仍是推進教育循證改革過程中的核心任務。

    如何為管理決策尋找高質量證據

盡管循證決策對于證據有較高的要求，但并不意味著在缺乏高質量證據的情況下就無法進行循證決策。2019年，羅伯特·斯萊文教授來華訪問期間，曾就如何在中國推進教育循證研究與改革發表過自己的見解。他認為，首先應該先把這項工作做起來。在初始階段，研究者和實踐工作者可能難以獲得優良的研究條件和高質量的證據，在這種情況下，即便開展一些降低了嚴謹性要求的研究和探索也比什么都不做要好。研究者應該和一線的教師及決策者緊密合作，讓證據服務于教育的改革與實踐，在此基礎上，逐步探索適合中國的教育循證改革之路。

第一，學校管理者在決策過程中應樹立強烈的“證據意識”。我國當前的教育管理工作雖然在科學化水平上有所進步，但一些中小學的管理決策還處于“前科學”階段，一些改革和決策都是基于經驗、情懷而非科學的證據。這就要求學校管理者在推進教育循證改革的過程中，應當充分尊重科學規律，運用科學手段，實現科學發展。尤其在涉及重大決策和改革時，要堅決避免單純憑激情、靠經驗的工作模式，堅持“無證據，不決策”的原則，推動由經驗決策到科學決策的轉型。

第二，需要進一步改進數據條件，建立起校本決策數據支持系統。這樣的數據系統，就數據內容而言，除了常見的學生學業表現數據外，還應該包括學生發展的影響因素及各類學校管理要素的數據。在此基礎上，學校應逐步形成和完善縱向跟蹤數據系統，以更好地監測評估相關教育教學及管理舉措的增值情況。

第三，強化與專業研究力量的合作，提升決策的科學品質。循證決策具有較高的專業門檻，而依靠專業機構和專業人員提供科學的決策證據，進而改進政策與實踐，是西方教育循證改革的一個重要經驗。在具體的決策過程中，中小學既可以通過尋求專業機構和人員的幫助，直接借助專業力量解決決策過程中的難點問題，也可通過強化學習和專業培訓，通過獲取既往研究中的相關證據，間接性地利用專業研究力量輔助決策。中小學還應當大興校本研究之風，努力掌握基本的循證研究方法和技術，運用現代化的決策工具，將學校的管理決策建立在扎實的校本教研基礎之上。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循證決策雖然高度重視證據的獲得和使用，但并不意味著這樣的學校管理決策是完全排斥管理者的價值觀和個人經驗的。正如有學者認為的那樣，循證教育應該由“實證證據”和“專業智慧”兩部分構成。這意味著，在學校管理決策中，既要高度重視證據，將獲取和應用高質量的證據作為科學決策的前提條件，但也不能完全被證據牽著鼻子走，必須堅持立德樹人、全面發展的價值導向，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提高管理決策的水平。

（作者系南京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中國教育報》2024年04月10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