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賢深思熟慮過的語文教育觀念、方法具高智慧含量，其精粹業(yè)經(jīng)沉淀，效能已被證實。其人本位立言明志價值觀，讀悟經(jīng)典的文化認同觀等，或許就是語文教育科學化的內(nèi)涵體現(xiàn)。

語文課改唯有賡續(xù)母語教育道統(tǒng)，才能從中華文化經(jīng)典中汲取養(yǎng)分，不失根、失語、失魂，在當代語境下，承前啟后，兼容并蓄，返璞歸真，構建符合中國語文教育特點的話語體系。

培育立言者

培育立言者還是語用者，攸關價值取向。儒家主流教育觀是成就立言者，此立言觀源遠流長，孔子、孟子、荀子、司馬遷、韓愈、朱熹等一脈相承。

立言觀的確立，是基于對“人何以為人”的叩問。《春秋谷梁傳注疏》有言：“人之所以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為人？言之所以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為言？信之所以為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為道？道之貴者時，其行勢也。”此闡明“言”是人的類特性及其信、道、時、勢屬性，認知深刻至極，嘆為觀止。

“‘立言’不朽”說，則在價值觀上揭示生命意義。《左傳》曰：“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三不朽”說，深植于中華民族文化基因，歷代呼應者不絕。立言是圣賢著書立說的強大動力源泉。如西漢史學家司馬遷曰，“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仆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為立言可萬死不辭，此即理想、信念的力量。唐代文學家韓愈曰，“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后世法”。可以證明立言傳道的重要性、永恒性。“立言”境界多數(shù)人高不可攀，卻是眾所仰望的“詩與遠方”。

培育立言者（涵蓋語用者）給語文教育立綱，立言先立人，立人先立德，則給語文教育立本。中國古代教育家孔子有言，“有德者必有言”，南宋理學家朱熹注釋說：“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fā)外。”即修身進德，內(nèi)心充盈，自會外化為美好言論。此開人本論語文學“文如其人”說先河，影響深遠。

文本于道

雖前賢“道、文”觀有諸多分歧，但重悟道窮理是共識。道，予立言以神圣感、厚重感。

我國寫作學經(jīng)典《文心雕龍》首篇《原道》有言，“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無滯，日用而不匱。《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辭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南朝文學理論家劉勰稱圣人為文的目的是明道，將探求真理、揭示事物普遍規(guī)律、推動社會進步的話語稱為“道之文”。

道、文關系觀是語文學核心命題。儒家主流觀念是文本于道、道體文用、道本文末。朱熹強調(diào)道文一體、道外無物、道自生文，“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fā)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這文皆是從道中流出”。他主張道、文一元論，胸中有道，自可發(fā)用為文。重“道”，是讀、寫活動之本。

體道、悟道、明道是關鍵，因而不必汲汲于文辭。明末清初思想家黃宗羲稱，“大凡古文傳世，主于載道，而不在區(qū)區(qū)之工拙”。清代史學家章學誠將道、文孰為輕重說得更透徹，“文可以明道，亦可以叛道，非關文之工與不工也”。古人將文章分為道之文、學問之文、辭章之文。以道之文為上品、學問之文次之、辭章之文為末流，這對語文教育擺正道、文關系，明了教學目標、內(nèi)容、方法，具振聾發(fā)聵之效。

道之文、道一元論、道體文用觀等，與“有德者必有言”的“文如其人”說一脈相承，進一步夯實立足于“立人”的人本論語文學基礎。

教育要義

立言者修身進德、悟道窮理，寫道之文、學問之文，均由“學”達成。立言者實即“好學者”。如《禮記·學記》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論語·衛(wèi)靈公》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荀子·勸學》曰，“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通過“學”經(jīng)典，方可了悟德、道、理。“學”為“立言者”培元固本。韓愈曰：“將蘄至于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于勢利，養(yǎng)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朱熹曰：“大意主乎學問以明理，則自然發(fā)為好文章。詩亦然。”目標高遠，德行高尚，學養(yǎng)豐沛，情思充盈，必有良言佳作。其要義如下：

居敬持志。元代程端禮《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引“朱子讀書法”，“居敬持志，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虛心涵泳、切己體察，著緊用力”，此集讀書法之大成，虛實相須，備受推崇。敬，悟道須誠敬、專注；“志”，以學為圣賢為志向、目標。三國時期蜀漢丞相諸葛亮曰：“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從經(jīng)典領悟圣賢之道是求知首務。

熟讀精思。居敬持志才能循序漸進，熟讀精思，以修身悟道窮理。循序漸進講究從易到難，先其易者，闕其難者，將來難者亦自可理會。如讀《四書》，朱熹主張，先讀《大學》以定其規(guī)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fā)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步驟嚴謹，方稱高效，可謂科學性探索。循序求學才可談熟讀精思。古人說，“書讀百遍，其義自見”，朱熹則加碼為“千遍”，并要求熟讀成誦且要遍數(shù)多。精思，即如《禮記·中庸》所言：“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博約結合，知行遞進，勢必對經(jīng)典領悟更深。

講學論辯。精思須講論，虛心涵泳，切己體察，以講學（講書）、論辯（質(zhì)疑）抒發(fā)、切磋心得，相互質(zhì)疑問難，深化理解。孔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將講學與修德相提并論，可見其重要。朱熹對講論的重視甚至超過寫作，其著述皆為與他人講論“苦爭”之收獲。《朱子語類》就是朱熹與學生講論的實錄。師生間講書、駁難，對心性修養(yǎng)、能力修煉極為重要。師生互講、互駁，抽絲剝繭、層層深入，才能領會精髓，修己悟道。

札錄為文。將熟讀精思、講學論辯收獲記錄下來，是記、寫的語詞化，也是再思考。如韓愈曰，“口不絕吟于六藝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章學誠認為，“劄錄之功，必不可少”，“學問之事，則由功力以至于道之梯航也”。以讀書心得的札錄，豐實德性、學養(yǎng)，提升見識、眼界，道之文、學問之文水到渠成。

學為圣賢，志在立言，記誦經(jīng)典，講學辯駁，熏陶洗禮，提要鉤玄，領悟練識，是“立人以立言”必由之途。功到自然成。 

啟迪課改

傳統(tǒng)語文教育以培育立言者為綱，從對經(jīng)典的“虛心涵泳，切己體察”中修德、悟道、窮理，以講論、札錄融貫聽、說、讀、寫，以寫道之文、學問之文總其成，予當下課改頗多啟示。

立人先立志。為圣賢，成君子，立言傳世是歷代學人的語文夢，立言不朽論是母語教育之魂。以立言明志、立志，所涉學之為己與為人，為現(xiàn)世與為萬世，辯證思之，價值觀存焉。立言與語用價值觀并行不悖。以立言明志，知所敬畏，勢必動力滿滿，學而不厭。經(jīng)努力未能立言，于語用則綽綽有余。立言、語用皆為標的，或不失折中之論。

立言必重道。立言者是有德者、思想者，惟修身悟道明理，才能宣德載道、言之成理。歷來重“文”的閱讀該著眼在文字的形式方面、寫作技能等工具性認知，我們今日須反思、整合。

立言觀實即表現(xiàn)（存在）本位觀。今所謂聽、說、讀、寫并重，實為閱讀本位觀；說、寫是附庸，且可有可無。教語文即教文選，為讀而讀，故耗時低效。立言觀表明，閱讀是手段，表現(xiàn)是目的，立言是成志。由閱讀本位向表現(xiàn)本位轉向意義重大。朱子讀書法可謂表現(xiàn)論閱讀法。后世之所以對此津津樂道，因其為從讀到寫搭建橋梁。六條浹洽互滲，居敬持志，才能專心、有恒；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虛心涵泳，才有所發(fā)現(xiàn)；切己體察，著緊用力，修養(yǎng)、學問積累充沛，自會發(fā)為道之文、學問之文。人工智能時代，此集傳統(tǒng)之大成的讀書法當深刻領悟、充分體現(xiàn)。人機耦合的言語創(chuàng)造，尤須倡導人的主體性、存在性。立言觀實操以講論、札錄為主。講學論辯、提要鉤玄，可涵納修身、進德、明道、窮理，使學、感、思、悟、練，聽、說、讀、記、寫等，幾乎所有語文教學內(nèi)容統(tǒng)整化、一體化。較之層出不窮、眼花繚亂的“新”概念、理念、教法，為應試急功近利練技、刷題等，也許講論、札錄才是返璞歸真之至簡大道。

先賢深思熟慮過的語文教育觀念、方法具高智慧含量，其精粹業(yè)經(jīng)沉淀，效能已被證實。其人本位立言明志價值觀，讀悟經(jīng)典的文化認同觀等，或許就是語文教育科學化的內(nèi)涵體現(xiàn)。 

（李耀平單位系福建教育學院、潘新和單位系福建師范大學，本文系福建省委教育工委“中國共產(chǎn)黨百年來立德樹人的重大經(jīng)驗及其啟示研究”子課題“新時代把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向縱深推進研究”［JAZD202206］成果）

《中國教育報》2024年05月30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