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時讀《孟子》“大孝終身慕父母”一句覺得奇怪，孟子為什么把孝說得這么輕，依戀父母不是很平常的事嗎？天命之年漸近，再讀孟子這句話，卻不能不覺得慚愧。

　　父親十六歲教書，當了四十三年的農村小學教師。我隨他住校讀書，他教我五、六年級的數學，既是嚴父又是嚴師，就像《金翼》里的黃東林，“他的命令就像帝王的圣旨，只能服從”。他對我的學習要求尤其嚴格，比黃東林更強烈地“意識到讓孩子接受教育對他以后的生活是多么重要”，雖然我現在因此受益，但我一直抱怨父親對我過于嚴厲，很少有依戀他的感覺。

　　父親的嚴厲深深地刻在我的童年記憶里：夏天的校門口總有賣冰棍兒的，父親極少給我買，我只好守著看。有一回，賣冰棍兒的人要給我一根，我不敢要，趕緊跑開。賣冰棍兒的人沒追上，只好把冰棍兒放在旁邊的窗臺上，讓我自己拿，但我畏于父親的威嚴不敢去。等到放學無人時，我偷偷去看，窗臺上只剩下一張冰棍兒紙、一根木簽和隱隱的濕印了。

　　我的表姊妹都是父親的學生，她們對父親最深的印象也是“嚴”，上課扎實，對學生要求嚴格。

　　四姐是我的表姐，也是我的同學。她記得父親會詳細講解數學試卷上的最后一道題，只要有人舉手說沒聽懂，父親就會反復講，一定要讓每個人都聽懂。我拿四姐的話說給父親聽，父親說，那是道加分題，那時候小學升初中，只有百分之六七十的升學率，沒考上的只能留級重讀。

　　父親擅長教高年級數學，所教的班經常在鄉統考中位于前列，他也以此為傲。被問及經驗，他說自己曾經鉆研過一本《算術難題選》，把里面三百多道難題都解了出來。

　　父親的嚴還體現在嚴謹。小學的課桌是雙人桌，到了期末統考，要一人坐一張課桌，一間教室的不夠，就要把兩間教室的合到一起。一、二年級課桌矮，第二學期開學前，父親就去教室把弄混的課桌分年級擺整齊，課桌四個腿不齊平的，還要把長的桌腿截短。

　　《三字經》說：“教不嚴，師之惰。”父親以嚴格要求學生聞名和自詡，我現在也是一名教師，深知教師在嚴格要求學生的過程中，自己所需要付出的時間和精力。

　　父親不僅對學生要求嚴格，在他23年的校長任上，治校也非常嚴格。20世紀90年代，父親為學校制定教學質量獎懲制度等一系列規章制度，有老師因所教班級統考成績不理想沒有獲得獎金，對父親頗有微詞，但父親自認為大公無私，堅持這么做。父親名我以“耿”，當是他人格理想和社會理想的寄寓。

　　因為父親的嚴厲，很多學生都怕他，我對他也有些畏避。記得一次初中放學回家，他下樓、我上樓，我見他來，低頭走過。這時，他叫住我，謙和地說，平時碰見，不必每次叫爸爸，但是從外面回來，看見了還是要打招呼。

　　父親平日里寡言，但隨著我年歲日長，他有時也會談起自己的過往，特別是后來我讀他58歲時寫的自傳，對他有了更多的了解。

　　父親寫的自傳跟他本人一樣，初看覺得枯燥，原因是里面記錄了大量的具體信息，例如哪一年到哪所學校任教，同事有哪些人，學校有幾個年級幾個班，學生人數多少，教室多少間，學校周圍的地理環境，自己所教的班在鄉統考中名次如何，當年自己拿多少工資，等等。

　　但自傳中有一處讓我頗為動容，那就是父親二十多歲當民辦教師時，為了賺錢補貼生活，和幾個朋友去靖港搶收早稻的故事：

　　“走到王泉山，天已黑了，我們仍然沒有找到對口單位。無奈之下，我們在河堤一側鋪上涼席，準備在那兒過夜。福宏、旭明、我一起唱歌取樂，河堤下乘涼的本地人鼓起掌來，要求我們再唱。我們說，口渴了，你們給我們水喝，我們再唱。”

　　母親說，父親是個有點兒“古氣”的人。所謂“古氣”就是很嚴肅，不和別人說笑話。如果不讀他的自傳，我都不知道他還有過“唱歌取樂”這樣的躍動時刻，更不知道父親居然在20歲到35歲這段時間里喜歡看《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青春之歌》《苦菜花》等長篇小說。在我的印象里，父親每天都會一臉嚴肅地讀報，讀出聲來，我從未想過文學與他有什么關系。

　　1979年是父親的轉折之年，他在這一年從民辦教師轉為公辦教師，并擔任校長，但他80年代的生活并不輕松。母親說，那時候只有校長，沒有教導主任，什么事都要管，還要教五、六年級的數學和體育，到了周六下午還要背我回老家種田。

　　盡管生活如此艱辛，父親為了籌措資金修繕學校，還號召同校教師和他一起，主動降低福利待遇，把錢用在修繕上，部分教師有時也抱怨，但父親說，他一看到學生冬天伏在冷冰冰的水泥板上寫字，吹著北風，他就不得不堅持這么做。就這樣，校門、圍墻、廁所得到了新建，“50%的水泥窗框架換成了木框架，補齊了窗戶玻璃”，父親在自傳里這樣記錄說。

　　等到我上小學的時候，校園環境頗為改善。印象中，父親和老師們帶著高年級學生在校園里挖坑種樟樹，夕陽下，我騎著竹竿飛奔；春天里，新翻出的泥土混合著樟樹葉子的氣息彌漫著整個校園。

　　一個嚴厲的人是不易讓人感到衰老的。我第一次感到父親的衰老是考上大學那年，父親走在坡上，彎腰曲背，手臂垂下去，隨著腳步擺動，像一只老猿。

　　前年寒假的一個清晨，我準備趕火車返京，臨行前，父親小心翼翼地跟我說：“我可以跟你說幾句話嗎？”說話的時候眼眶濕潤，語氣不僅是商量，甚至有點兒請求的謙卑。

　　“人生很短暫呢，過好每一天。”聽到這句話，看著眼前佝僂著背、拄著拐杖的父親，我心里一顫，趕緊轉身離去，怕自己流出淚來。過年走親戚的時候，父親非常傷感，說是走最后一回了，他是擔心不能再見到我了。

　　很久以來，老父親的話都沒引起過我的觸動，但這句普通平常的話，兩年來一直在我心里盤旋，總覺得有意味。那又是什么呢？奧勒留說：“把每一天都作為最后一天度過。”皮埃爾·阿多解釋說，“這指的是，要意識到我們還在經歷的這個當下時刻具有無限的價值”，“要用極其強烈的方式生活”。

　　什么是“極其強烈的方式”呢？回顧父親的大半生，我想那就是：嚴肅地對待生活。父親嚴格要求他的學生、嚴于治校、嚴于律己，在他的嚴肅、嚴厲、嚴格、嚴謹里，有他的理由、動力與意義，有他的被動與主動。他或許并沒有很好地做到“威而不猛”“廉而不劌，直而不肆”，但作為嚴父與嚴師，他在嚴肅地對待他的人生。

　　（作者系北京交通大學文化教育中心副教授）

《中國教育報》2025年06月13日 第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