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求是》雜志發表重要文章《加快建設文化強國》，強調“高揚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2023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遠，要有引領力、凝聚力、塑造力、輻射力，就必須有自己的主體性。”這些重要論述，對我們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高揚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具有重大指導意義，為肩負起新時代的文化使命提供了根本遵循。

　　深刻把握文化主體性概念出場的歷史邏輯

　　從哲學角度看，主體是相對于客體而言的，但主體不等于主體性。主體性是主體在認識和實踐中顯現出來的能動性、創造性等特性。簡而言之，主體性是指人的自主、能動、自由、有目的的活動的特點和特性。中國人民是中華文化的塑造者、傳承者和踐行者。幾千年的中華文明孕育出獨特的精神追求、人格特質和價值取向，形成了中華民族獨具特色、內涵豐富、根基扎實的文化主體性，塑造了中華民族的整體文化心理和社會共同文化意識。

　　中華文明進入近代以后，西方列強憑借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的大門。由于國力式微，古老的中華文明受到西方文化的強烈沖擊，在文化交流中無法形成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的態勢，在文化立場表述上失去話語權，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陷于迷失狀態。新文化運動后，來自西方的馬克思主義被中國部分先進知識分子自覺接受，成為改造傳統文化的“批判的武器”，馬克思主義開始激活古老的中華文明。從此，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中國共產黨主動擔當起振興中華文化的歷史大任，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在中國大地上建立起來的。新時代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文化建設，將其置于全局工作的重要地位，并賦予我們在新時代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的歷史使命。高揚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作為其中的題中之義，重要性不言而喻。

　　深刻把握新時代高揚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的現實邏輯

　　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特別是在物質現代化已經具備較為堅實的基礎，但文化的影響力、文明的引領力仍然不足的情況下，尤其需要高揚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來回應現實訴求。

　　一是對西方中心論的解構需求。西方文明一元論以“線性歷史觀”為內核，將現代化等同于西方化，本質是“把特殊說成普遍、把西方當成世界”的話語霸權。過去常將“傳統”等同于“落后”、“現代”等同于“西方”。高揚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讓我們認識到中華文明本身就蘊含著通向現代化的獨特基因和內生動力，如“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革新精神，“經世致用”的實踐理性等。復興不是復古，也不是西化，而是在堅守自身文化基因的基礎上，通過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實現中華文明的現代躍升。

　　二是對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支撐。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我們共同的夢想。民族復興不僅是物質力量的強大，更是精神力量的自主和強盛。文化主體性是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和創造力的源泉。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5000多年文明發展中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黨和人民偉大斗爭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是中華民族在歷史長河中對人類文明的卓越貢獻，它記錄了中華民族幾千年來在生產和生活中所進行的價值探索、道德建構、藝術創造和精神信仰，是民族智慧和意志在歷史斗爭中的體現，也是助力中華民族持續前行、邁向繁榮昌盛的豐沛滋養。一個民族只有對自身的文化具有堅定不移的認同和自信，才能徹底終結現代化進程中文化上的彷徨和依附狀態，清晰回答“我們是誰，我們從哪里來，我們將到哪里去”這一根本問題。沒有對自己文明的深刻認同和自信，民族復興就沒有堅實的精神支柱和靈魂引領。

　　三是抵御文化霸權和意識形態滲透之需。當今世界思想文化領域交流交融交鋒更加頻繁，西方某些勢力憑借其話語優勢，試圖推銷其價值觀和社會制度，進行文化滲透和意識形態顛覆。高揚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對構筑思想防線、維護國家文化安全意義深遠，意味著在思想文化領域擁有強大的“免疫力”和“鑒別力”，能夠自覺抵制錯誤思潮侵蝕，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領導權，同時避免在“文明沖突論”陷阱中迷失。美國學者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及其實踐變種，試圖將世界劃分為對立的文化陣營。高揚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不是要走向封閉排外或制造沖突，而是要確立自身清晰的文明立場和身份認同，從而能夠以平等、自信的姿態參與全球文明對話，避免被強行納入預設的對抗性敘事框架，成為他者定義的“他者”。

　　深刻把握高揚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與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辯證邏輯

　　高揚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絕非文化保守主義或排他性民族主義。從馬克思主義角度看來，其核心在于基于自身歷史實踐、價值內核和精神特質的文化自覺、自信和自主創造能力。這體現在，一是歷史連續性的深層認同。從“六合同風，九州共貫”的大一統傳統到“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民族精神，這種深厚積淀形成了獨特的文化基因和身份標識，成為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最穩固的根基。二是核心價值的獨特堅守。“崇仁愛、重民本、守誠信、講辯證、尚和合、求大同”等觀念，構成了我們這個文明區別于其他文明的核心價值坐標。它們不是抽象教條，而是深刻融入社會結構、治理實踐和日常生活，塑造了獨特的倫理規范和行為準則。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揭示和回應了資本主義全球擴張的內在矛盾。資本邏輯驅動的經濟全球化，在帶來生產力巨大發展的同時，也導致了全球范圍內的兩極分化、文明沖突、生態危機等深刻矛盾。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旨在構建基于共同利益、共同責任、共同價值的發展觀，倡導合作共贏的全球治理觀，主張通過平等協商和共建共享應對全球性挑戰。

　　高揚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與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絕非割裂或對立，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成就的辯證統一體。

　　沒有堅實文化主體性的民族，難以在經濟全球化浪潮中保持定力，更難以貢獻獨特的智慧和價值。強大的文化主體性賦予中華民族參與全球治理、塑造人類未來的文化底氣和話語能力，使我們能夠立足自身文明根基，清晰地界定自身利益和價值立場，避免在紛繁復雜的世界中迷失自我，從而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源自中國經驗的、真正有分量的思想資源。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的“天下情懷”和“大同理想”，只有在積極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實踐中，才能獲得最大程度的時代性實現與世界性弘揚。將“和合”理念、“仁愛”思想、“正義”追求等應用于全球治理，解決人類共同難題，不僅是對世界和平發展的貢獻，更是中華文明核心價值的確認和升華。這也印證了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說的“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的實踐哲學精髓。

　　在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過程中，中華文化本身也經歷著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面對全球性挑戰，需要汲取全人類優秀文明成果，不斷豐富和發展自身。這種開放包容、互學互鑒的過程，恰恰是主體性保持生機活力的必要條件。同時，中國自身在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中的成功實踐如減貧、綠色發展，又反過來強化了國際社會對中華文明價值的認同，進一步鞏固了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

　　高揚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與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辯證統一，在實踐中體現為一種深刻的文明對話的辯證法。這要求我們，一是在高揚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前提下開放對話，以我為主，兼收并蓄，在對話中保持文化定力和文化自信，尋求共性下的個性彰顯，在尊重全人類共同價值的基礎上，貢獻中華文明的獨特智慧和解決方案；二是在實現互鑒中共同發展，通過平等對話，相互啟發，相互借鑒，推動不同文明共同進步，最終服務于人類整體的福祉和未來。

　　（作者系重慶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教授）

《中國教育報》2025年10月16日 第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