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與文化的主體是人，人的行動與行為構成了文化的主要部分，而其物質痕跡則是文明的細節。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要“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一方面，這固然是對主流媒體、文化部門等專業機構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為是對當代中國人日常生活方式的某種寄望與期許。每一個中國人都是中華文化的實然代表，“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本質就是要求每一個人都向外釋放善意，顯現出“可信、可愛、可敬”的品質與素養。

在一個深度全球化的時代中，智能互聯網成為日常社交的基本媒介，每個人都有可能、也很容易融入國際傳播之中，面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而就個體來說，國際傳播的實踐可以怎樣展開呢？我是一名普通的高校教師，曾經作為聯合培養博士生出國留學，其后又在中國臺灣地區從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在我的教學工作中，雖然也因參加學術會議等到訪過幾個國家和地區，但我并不以國際傳播實踐為專業，也沒有專門從事過國際傳播的工作，更缺乏自覺的意識。而恰是這種無意識的意識中，中華文明的國際傳播很自然地融入了我的日常生活、課堂教學和社會實踐之中。它很直觀地說明了我們正在進入這樣一個時代：“全球化并不是關于我們所有的人或至少我們中最富才干、最有作為的人所希望從事的東西，而是發生在我們大家身上的東西。”（摘自齊格蒙特·鮑曼《全球化：人類的后果》一書，郭國良、徐建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

正是在這樣的時代中，我們尤其需要一種對全球性倡議和行動的自覺，它深刻地立基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自我認知之中，是對區隔的打破、對壁壘的跨越、對歧視的唾棄、對恐懼的化解，是對陌生人釋放善意，也是對共同體充滿信心。

日常遷移：融入生活的新國際傳播

智能互聯網與深度全球化的耦合，直接導致了我們每個個體都會在日常生活中“遷移”或“卷入”其他文明與文化之中，而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更加劇了這一進程。譬如今天我們普遍都會關切俄烏沖突的狀況與趨勢，關心美國印太戰略的野心及其推進。有了智能互聯網，我們隨時隨地隨手點開某款新聞或社交APP，就能看到全球發生的事態。這種現象促使了國際傳播的日常化。

我在微信（WeChat）上可以便捷地與在美國、英國的朋友聊天，與印尼、韓國留學生探討課程論文的進展，催促他們盡快提交作業；也可以通過視頻網站追著最新的美劇、日劇；還可以用Zoom、Dropbox等軟件參與國際學術交流。而在這種日常交往過程中，必要的全球意識也在逐漸生長。這種生長是內在的，也是潛層的。它沒有轟轟烈烈的運動式傳播，而是隱藏在交往細節之中。

2012年，我在美國杜克大學讀書，收到學校International House發來的邀請函，說他們要辦一個“漢語角”活動，每周四晚邀請華人學生學者陪想學中文的美國人練口語。那時候，“漢語國際教育”作為一門專業剛剛正式列入教育部本科專業目錄，不再屬于控制設點專業，媒體也在廣泛宣傳報道方興未艾的世界中文學習熱潮。我抱著極大的期待，參加了他們組織的第一次“漢語角”活動。那天，我見到了5位平時常見的華人朋友，而來練口語的美國人只有1位。我們6個華人圍著1位在讀的美國白人大學生，熱情地與他交流。我們問他學什么專業的，他說自己是學商科的；問他為什么想學中文，他說因為中國市場巨大，機會很多。說實話，這一來自我親身經歷的觀感，與當時國內部分媒體宣傳的中華文化吸引力相去甚遠，來自其他國家的普通人之所以會對中文學習產生興趣，主要不是因為文化，而是因為市場規模、經濟實力，在當時是一種“潛在”的事實。正因為此，大量有組織的中華文化“走出去”活動吸引的都是當地華人，對當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影響并不大。我也曾撰文指出，每年出口的中國茶葉也大半由華人華僑消費，中國茶文化迄今沒有真正深入海外民眾日常生活的“毛細血管”。畢竟，跨文化傳播研究早就證明，文化是在地的，它的遷移往往與日常生活的轉譯關系密切，沒有日常的濡染，就很難有對他者文化的體認、尊重與涵化。

而這種文化間長期形成的區隔，恰恰很有可能在智能互聯時代被日趨元宇宙化的數字技術所突破。今天，人們可以在海量而便捷的信息傳遞中形成日常的文化遷移之感。特別是對敘事藝術來說，廣泛的日常交往與閱讀接受，可以讓更多人體會到世界本是一體，所有人在日常生活的吃喝拉撒、婚喪嫁娶層面并沒有本質的區別。兩百年前，歌德正是通過讀中國小說，如法譯本《玉嬌梨》和英譯本《花箋記》，感受到了這一點，從而提出“世界文學”時代的來臨。而如今，電視劇《人世間》《蒼蘭訣》《媳婦的美好生活》等廣泛流傳于世界各地，它們所帶來的中華文化國際傳播效果顯然更加值得期待。不過，當年中華文化打動的是伏爾泰、歌德、海德格爾等思想家，而今，通過數字技術的發展，它可以打動的對象逐漸拓展至普羅大眾。對此，學者不可不察，亦不可不于日常中廣泛實踐。

課堂教學：重塑認知的跨文化傳播

如果說既往的國際傳播推向世界的主要是中華文化精品，試圖走“上層路線”，努力做到“影響有影響力的人”，那么，在智能互聯時代，新國際傳播要做的則是重心下沉，以塑造普通人的認知為核心，展開全球意識的構建。

這種建構，落在一名高校教師的身上，最直接的表現就是課堂。我在浙江大學開設了本科生課程“跨文化傳播”，每年春天，都有一百六七十位學生選課。其實，相似的課程在不同學院、科系都有開設，比如外語學院會開設“跨文化交際”，管理學院會開設“跨文化管理”等，大家都關心“跨文化”，但著眼點卻極為不同。對語言類專業來說，要緊的是交際的規范與細節；對管理類專業來說，跨國的團隊建設、談判技巧是教學的核心。而我開設的“跨文化傳播”，目的是要塑造一種對全球化的包容性認知，使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概念能轉化為文明交流互鑒的具體行為，讓學生們認識到世界之所以豐富是因為每一種文化的貢獻。

每年的選課學生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留學生。由于語言等文化差異，留學生普遍表示很難融入課堂之中，“每到分小組的課程作業時，我們總是不受歡迎”。這讓我感到十分震驚。一門以“跨文化”為主題的課程，怎么可以讓文化無法在課堂內“跨”起來呢？經過幾次與學生的交談，我決定轉變課程設計思路，要求學生以一個具體的跨文化傳播項目構想（如在某地唐人街開一家中國風的商店）為作業，在課上明確要求，每一個小組都必須有留學生參與，并且要在作業中充分體現這位留學生的作用。這樣一來，留學生就成了“香餑餑”，各個小組都搶著要他們加入自己的團隊。于是，開在紐約唐人街的轟趴館、開在吉隆坡唐人街的密室逃脫、開在多倫多唐人街的中式婚慶體驗店、開在墨爾本唐人街的洗腳城紛紛涌現——學生們在校園內尋找當地學生做“市調”，搞“街訪”，拍成短視頻，擬定商業策劃案，用產品展示、現場體驗、直播帶貨等方式呈現于課堂。有的小組特調了茶與咖啡相融合的“新飲料”，請大家品嘗；有的小組設計了中西合璧的婚禮場景，用簡單的PPT營造出聲光電的效果，“演”給同學們看。

一門課程結束后，許多中國同學都向我反映，原來留學生同學是這么有想法的啊，以前都沒有很好地溝通，錯過了向他們學習的機會。而一位擅長跳街舞的韓國同學黃裕新更是興奮地給我寫信，信中說：

老師，您記得嗎？我們3月份剛剛開始上課的時候，面臨的問題是找不到有中國同學的小組。那時候，多虧有老師的課程告訴大家文化的平等多樣，我們才能找到小組。大一時，因為剛來中國，中文比現在還差。所以，跟中國同學一起做作業的時候，他們聽不懂，我們也聽不懂。再加上幾個韓國留學生不太老實，中國同學們逐漸不喜歡我們了。那時候，我們沒有證明“我們也能做好”的機會，我感到很可惜……我們幾個韓國留學生都把這次機會當作最后的機會。做小組作業的時候，我們比中國同學更積極地參加討論，我們就是想給他們看，我們也很老實。而這是由于老師您在課上講述的觀點和思想，打開了我們的視野，給了我們很大的機會。所以，我們更努力了。最終結果也很好，我們小組的成員都夸獎我。她們跟我說，她們很喜歡我。謝謝您，老師……老師，是您給了我們鑰匙。于是，我將來能夠說，因為有一位很棒的老師，所以各國的學生都沒有差別，我們也能夠好好學習！

社會參與：投身時代的跨語境傳播

課堂教學是在一個相對封閉的文化語境中展開的社會實驗，而一種新的全球認知能否真正成為普遍觀念，還有待更為廣泛與深刻的社會參與。10年前的中華文化國際傳播比較局限于形式，寫書法、做風箏、包餃子、貼春聯，以及功夫片……幾乎構成了世界對中國人的刻板印象。而我們的傳播沒有打破這種印象，反而固化了它的存在感。這其實是以單向教學或灌輸為傳輸形態最難避免的短板。

中華文化國際傳播應該在社會進程中展現自己，它固然要通過文化藝術交流，構建出一整套帶有新時代特色的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從而提升國際傳播能力，但更重要的是，它也需要融入全球事態發展之中，于話語斗爭和輿論態勢中彰顯自我的存在感。這不僅是主流機構媒體的職責，也是每一個中國人應有的意識。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深化文明交流互鑒，推動中華文化更好走向世界”，而這一“走向”的最終主體，應該是每一個活生生的個人。人的對話，往往基于情感，它可能比機構的發聲、官方的回應更有親切感和說服力。

在新冠肺炎疫情剛剛暴發的時候，由于部分無良媒體的話語操縱，海外民眾的恐華情緒一度較為嚴重，甚至出現了妖魔化中國的趨勢。當時的情況是海外媒體對中國疫情的報道十分惡劣，僅見病苦而乏同情。對此，我與美國佛羅里達大學肖櫻教授共同發起了“We Care（我們關心）”行動，帶領自己的研究生團隊在海外社交媒體（Instagram、Facebook）上開辟了兩個專門的平臺，通過翻譯和轉發國內主流媒體的相關報道，包括新聞通訊、圖片、短視頻等，傳播中國人民在抗擊疫情中的感人故事。隨后，美國北佐治亞大學的毛佩潔教授、湖南大學的謝瑩老師等學者也帶領研究生團隊加入其中。整個民間自發的傳播行為歷時近兩個月，共吸引了來自北京大學、揚州大學、倫敦大學國王學院等24位高校師生參與，將中國真實的抗疫狀況盡可能多地展現于海外。我們期待通過真摯的情感促使人們放下成見，各自以微小的力量推動人類災難的消弭。

之后，這種基于個體的國際傳播仍然在我的職業生涯中頻繁出現。2021年暑期，我帶中外學生到浙江龍泉開展社會實踐，為龍泉青瓷、寶劍業內老中青三代六位代表性傳承人拍攝了12部微紀錄片，來自伊拉克的留學生HALO MOHAMMED ISMAEL全程隨隊，深受教育。我們把紀錄片制成中、英、雙語三版，在浙江英文網、浙江大學Facebook、浙江大學Instgram等平臺進行傳播，而其完整版不但在巴基斯坦國家電視臺播出，還被用作第四屆世界青瓷大會的開幕式影片。2022年暑期，我又帶學生到云南景東開展社會實踐，拍攝的短紀錄片和視頻報道也以多語種的形式，在美國、俄羅斯、韓國的社交媒體平臺上展播。

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國際傳播形態，卻又深刻而細膩地構建起世界對中國的認知與觀感。每個人似乎都可以在各自的工作與生活中參與其間，從而建構新的全球體驗。長久以來，人們學習他者文化是為了更好地認識自我。法國漢學家于連在其著作《迂回與進入》的前言結尾處就這樣表述：“正面對著中國——間接通過希臘。但是我最努力要接近的是希臘。事實上，我們越深入，就越會導致回歸。這在遙遠國度進行的意義微妙的旅行，促使我們回溯到我們自己的思想。”（杜小真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版）其實，任何面向世界的自我講述，本身就是一種自我認知。在基于個體的國際傳播中，我們學會了用一種更加開放、開明的心態來面對古老的中華文化，也更加能夠以創新、創造的視野來重新體認它。這一進程不就是人們心心念念的“現代化”嗎？（作者林瑋系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院長助理、副教授、博士生導師，曾受國家留學基金資助赴美國杜克大學留學）

來源：《神州學人》（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