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26日，教育部會同公安部等部門召開全國中小學幼兒園安全工作會議，其中一項重要的工作是“深入實施學生欺凌防治專項行動，形成長效治理機制”。會議還決定，要對所有中小學校的學生欺凌情況開展一次“起底式”大排查。從“所有”“起底式”等詞語可以看出這次工作部署的力度很大，是前所未有的。

排查非常有必要，但我們也要看到，排查的難度是很大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當前校園欺凌現象有了一些新的變化，筆者從實際工作中切實體會到了這一點，即隱性欺凌事件在不斷增加，這增加了排查的難度。

盡管當前個別惡性欺凌事件的影響很大，提起校園欺凌，就會讓公眾聯想到那些惡劣的身體欺凌，但調查卻顯示，嚴重的欺凌事件，如身體欺凌卻越來越不“主流”。2020年，華中師范大學曾對全國六省份1萬余名中小學生進行了調查，在其標準下得出的校園欺凌發生率為32.4%。其中，言語欺凌的發生率是17.4%，高于身體欺凌的12.7%，而關系欺凌的發生率也達到了10.5%。北京教育科學研究院趙福江等人2022年對11萬余名中小學生和6000余名教師的調查顯示，中小學生欺凌的整體發生率為13.9%（從對被欺凌學生的調查得出），其中關系欺凌、言語欺凌的發生率分別為5.4%和9.0%，均已高于身體欺凌的4.7%。另一項只針對初中生的調查，其結果更明確，各種形式欺凌的比例為：言語欺凌49.6%，社交欺凌（即上述關系欺凌）37.7%，身體欺凌19.1%，網絡欺凌14.5%（具體某項欺凌行為可有兼項）……都印證了筆者的直觀感受。以羞辱、謾罵、嘲笑、威脅等語言為主的語言欺凌，以生生關系中的排擠、疏遠、壓制為主的關系欺凌，越來越常見，這些欺凌行為對一些孩子的心理傷害并不比身體欺凌小，筆者身邊就有因被同學帶頭排擠而不想再上學的孩子，對其心理的調整過程很漫長。

更大的問題是，相較于身體欺凌，言語、關系這些相對隱性的欺凌行為更難發現、更難取證、更難界定，也更難處理。

身體欺凌，多數情況下都比較好理解，家長和教師也會有一些相對明確的指導，告訴孩子如果發生了肢體沖突，在無法抵抗的情況下，身體有了傷害或疼痛就是受到了欺凌，一定要第一時間通知家長或老師。但即使這樣，還是有相當一部分學生會選擇不告訴家長和老師，他們或者認為這是一件羞于啟齒的事，或者受到了欺凌者的威脅，或者有了更深的自卑感……一項權威的統計顯示，被欺凌后選擇沉默的孩子約為30%。而在言語、關系這些更隱性的欺凌中，沉默者會更多，因為這些欺凌的外在表現更為復雜、多樣，家長和教師也很難一一作出有效的指導，受害學生常常是感受到了強烈的心理傷害，卻無法想清背后的原因，不知道是有人在故意對自己施加傷害。曾經看過這樣一則報道，有個孩子在參加冬令營時被大一些的孩子有針對性地排擠、嘲笑，由于自己的孤立地位，當時他只會向內歸因，認為自己一定有什么錯，并打電話哭著要家長過來接他回家，家長再三追問，他也說不清為什么，只是說不喜歡這項活動，事后許久才在家長、教師的啟發下明白是受到了言語和關系欺凌。

這些相對隱性的欺凌行為對教師的班級管理有更大的挑戰，首先是取證難，在日常學習和生活中，一個班的孩子每天都在一起，教師很難顧及每個孩子都有什么行為和言論，即使某些孩子說了帶有嘲笑、羞辱性的話語，也很難留下證據。

比取證更難的是界定，言語欺凌就存在這個問題。很多時候，學生間的欺凌與孩子間的“鬧著玩兒”并沒有明顯的界限，同樣的話語，某個學生說給一些“心大”的孩子就是“鬧著玩兒”，說給一些敏感的孩子就會造成心理傷害，就有可能被認定為是欺凌；還有很多時候，開始可能就是孩子雙方“鬧著玩兒”，發展到最后卻有可能變成一方對另一方的壓倒性傷害，這也很難界定為欺凌，可傷害卻的的確確發生了。關系欺凌同樣也存在這種難界定的情況。

而如果連取證、界定都不能很明確，處理就更難了。很多一線教師都不太愿意處理學生之間的糾紛，認為很多時候根本講不清誰對誰錯，如果再有家長介入，那情況可能會更復雜。

筆者有一些個人的觀點可供參考，判定學生間的各種顯性、隱性的沖突是否構成了欺凌，還是要從保護孩子內心免受傷害出發。首先，要看是否有孩子受到了比較嚴重的心理傷害，這是問題的核心；其次，要看傷害的施加者是否有惡意，是否在故意傷害對方，只有這兩條都明確，才能認定一個行為是欺凌行為。認定是欺凌行為，就要進行相應的教育和懲戒；而施加傷害者是無心的，那就要讓雙方平心靜氣地相互理解。

當然，現實中的具體情況會非常復雜，對受欺凌學生心理傷害的調查，對施加欺凌行為學生內心故意的調查，都有極大的挑戰性。對受欺凌的學生，他們往往都是膽小、弱勢的一方，常常不會一上來就和盤托出自己內心的真實感受，需要教師給予極大的安全感，在全方位保護的狀態下才能了解他們受到的傷害；而對于施加欺凌行為的學生，事后只有個別人會承認自己是故意的，多數都會以“鬧著玩兒”等借口回避內心真實的想法，以免除自己的責任和對自己的懲戒，他們到底有沒有主觀上的惡意，還需要更長期的觀察、大量的取證，并對事實進行反復核實。

近年來，幾乎所有學校都在校內的公共區域安裝了監控，有些學校甚至與周邊的公安系統進行了聯網，起到了一定的預防效果。筆者是非常支持這項工作的，它可以幫助教師開展校園欺凌的事后取證工作，也能對界定欺凌有一定的幫助，更能阻斷一些欺凌事件的發生。

這些天，筆者還看到這樣一則新聞：最近，各地陸續有學校在廁所等視頻無法覆蓋、容易發生欺凌的地點安裝了智能語音警報裝置，通過識別謾罵、毆打等聲音信息，向老師發出預警。比如長春的一所中學和福州的一所學校就啟用了智能語音警報設備，該設備可以識別求救、呻吟、謾罵和嚴重沖突等聲音，并在5秒內發出警報，校內老師的電腦或手機也會收到警報。這也是一個進步，智能識別技術在保護隱私的前提下，為制止欺凌提供了一種解決方案。

當然，這些都是校園欺凌的被動防御手段，但它們是有效的，因為不管身體欺凌還是語言、關系欺凌，或者是勒索、網絡、性別欺凌，所有學生間的欺凌活動都是見不得光的，都是背著成年人進行的，這也是廁所、角落等攝像頭拍不到的地方成為欺凌事件高發地的原因，添加這樣的設備無疑可以降低欺凌事件的發生，值得提倡。據長春的這所中學反饋，他們安裝了智能語音報警設備后的半年時間里，校園里還沒發生過學生欺凌現象。

但技術不能成為學校防范校園欺凌的全部，家長與教師還要始終注意觀察各種欺凌的苗頭，使欺凌行為能在早期被發現；出現了欺凌行為或苗頭，要對欺凌的原因進行反思；要關注可能會有欺凌行為的“強勢”學生，時刻注意對他們三觀的正確引導；對弱勢和特殊學生群體要多關注，對自卑內向的孩子要多交流；對突然有消極變化的孩子要警惕，要發現背后的原因；對全體學生要進行反欺凌意識的宣傳……這些永遠都是教育者的責任。

（黃齊超 作者單位系河南省商丘市睢陽區毛固堆鎮黃樓學校）

《人民教育》202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