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力量格局深刻調整、新一輪科技革命方興未艾的時代交匯點，《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明確指出，要“完善教育對外開放戰略策略，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重要教育中心”。這不僅關乎教育本身的現代化水平，更直接關系到國家文化軟實力、國際話語權以及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的戰略地位。教育國際傳播，作為展現國家發展理念、分享中華文明智慧、促進民心相通的基礎性工程，其效能的提升已成為一項緊迫的國家戰略議題。尤其是當前復雜的國際輿論環境下，教育國際傳播更肩負著構建與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中國敘事”體系的核心使命，旨在向世界清晰闡釋中國式現代化的獨特道路與中華文明的深厚底蘊。

回顧近30年的發展脈絡，我國教育走向世界的方式經歷了數次深刻演進。從以視聽設備為核心的電化教育，到以網絡課程（MOOCs）為代表的在線教育，技術始終是推動教育資源跨越國界的重要驅動力。當前，以人工智能，特別是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為代表的新興技術，正推動教育進入新階段。其影響已不限于以往技術演進中常見的效率提升，而開始觸及教育理念、傳播形態以及互動關系等多個層面。人工智能的角色正從輔助性“工具”轉變為能夠自主學習、生成內容并與人互動的“行動者”，且開始全面介入到教育國際傳播的各個環節。

在此變局之下，一系列問題亟待我們回答：人工智能如何影響教育國際傳播的機制與過程？在帶來發展機遇的同時，又會伴隨哪些值得注意的風險？面對這一技術趨勢，應如何制定有效對策，從而更好地利用其優勢，服務于提升我國教育國際影響力的目標？

本文旨在對上述命題進行剖析。文章將首先闡釋人工智能驅動教育國際傳播的三重內在機理；其次，辨析其在文化價值、國際秩序與人才培養層面可能引發的深層挑戰；最后，立足國家戰略高度，提出相應的應對之策。

人工智能驅動教育國際傳播的內在機理

理解人工智能帶來的變革，需要有別于既往將其視為被動工具的分析視角。借鑒行動者網絡理論的框架，人工智能可被視為一個活躍的核心“行動者”。它通過其算力與算法，對傳播網絡中的其他要素進行“轉譯”（Translation），進而改變其角色、功能及互動關系。這些變化集中體現在傳播主體、傳播渠道和傳播受眾三個維度。

一是傳播主體的多元化與人機協同。

傳統的教育國際傳播模式具有中心化的特點。大學、科研機構等權威實體是核心的行動單元，主要依賴教師與學者生產和輸出內容。單向度的傳播模式保證了內容的權威性，但也受限于生產效率、覆蓋范圍和個性化程度。隨著人工智能的介入，原有的主體結構正在發生變化，“人機共生”的傳播形態開始出現。

過去，制作一門面向全球的多語言課程，對單個學者而言是耗時巨大的工程。如今，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課程腳本的創制、多語言視頻的生成、互動式練習的設計乃至虛擬助教的創建均可高效完成。技術門檻的降低，使每一位教師、學者乃至學生，都有潛力成為一個高效能的國際傳播單元，促使整個傳播網絡呈現出分布式與密集化的新特征。

傳播主體進而演變為與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的“復合主體”。在新的分工體系中，人的核心價值得到重新定義與凸顯：人類專注于思想創新、價值引領、倫理把關及復雜情感的溝通。人工智能則承擔大規模的內容生成、模式優化、數據分析和個性化適配等任務。如北京大學考古國家級虛擬仿真實驗教學中心基于攝影測量與VR重建高平開化寺大殿，實現了對開化寺文物建筑的數字化記錄和展示，可供學生在模型內任意行走，近距離查看學習古建筑大木、彩畫等各種信息，充分發揮了虛擬仿真技術在教學中的優勢。

傳播主體的這一轉變，意味著教育國際傳播的力量來源得以擴展，能夠構建一個由無數“人機共生體”組成的、富有韌性和活力的傳播生態系統。這實質上為中國敘事的傳播打造了更加廣泛的“人力引擎”，使每一個教育參與者都有可能成為講述中國故事的跨文化主體，極大豐富了敘事的聲音，提升了敘事的層次。

二是傳播渠道的智能化與精準分發。

在線教育時代，以MOOCs為代表的核心渠道，其角色近似于數字化的圖書館或內容倉庫。作為“承載者”，平臺陳列課程資源，等待全球學習者檢索。此模式的傳播效率高度依賴學習者的主動搜索意愿和平臺自身的推廣能力，其觸達的精準度與深度均相對有限。

人工智能則將傳播渠道從被動的“信息容器”轉譯為主動的“文化推廣者”，實現了渠道功能的拓展。其核心機制源于數據驅動的智能化分發。智能教育平臺能夠持續分析海量用戶數據，包括學習者的知識背景、互動行為、文化偏好。如2024年1月，中國國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務平臺國際版上線，支持中文、英語、法語等聯合國6種官方語言，平臺通過實時采集與分析平臺課程信息及學習數據，為教師差異化教學與學生個性化學習提供定制化、精準化支持服務和資源推薦。

此類功能演進的意義在于，平臺成為一個擁有強大議程設置能力的傳播媒介。在其“投其所好”的過程中，無形中塑造著海外受眾對中國教育與文化的認知框架。基于智能平臺，可將構成當代中國敘事核心篇章的重大實踐（國家治理、精準扶貧、生態文明建設等），精準推送給對此感興趣的特定國家或專業群體的學習者，亦可將構成中國敘事哲學根基的“和而不同”“天下為公”等中華智慧，以最易于被目標文化群體接受的方式進行包裝和呈現。

傳播渠道的智能化，使得教育國際傳播得以從“大水漫灌”式的粗放推廣，轉向“精準滴灌”式的深層影響。

三是傳播受眾的角色轉變與沉浸式體驗。

在以往的教育傳播中，海外受眾的角色主要是知識的“接收者”。他們通過閱讀文本、觀看視頻進行學習，過程多是被動的、非沉浸式的，且常伴有因文化差異而產生的理解隔閡。以“認知”為核心的單向信息傳遞，難以觸及深層次的情感認同和價值共鳴。

虛擬現實（VR）、增強現實（AR）等沉浸式技術，正在將受眾從被動的“旁觀者”轉譯為主動的“參與者”，構建起一種以“體驗”為核心的全新互動關系。

這一轉變的關鍵，在于人工智能打破了物理時空與認知感官的壁壘，實現了“具身性”（Embodied）的學習體驗。海外學生不必親臨中國，即可通過VR設備“進入課堂”，如“數字敦煌”提供的在線洞窟資源與“尋境敦煌”沉浸式展覽，通過佩戴頭顯設備即可在虛擬洞窟中環視壁畫、放大細節，并配合課程講解完成相關歷史與藝術學習。

學習過程本身也從單向的知識灌輸，演變為雙向的互動與共同創造。學生不再被動地完成預設任務，其每一個行為、每一次提問，都可被捕捉并獲得實時反饋，從而動態地影響學習內容的走向。如2023年“國際中文日”期間，華東師范大學組織了“智能VR學漢語：上海6000年歷史”全景現場課程。該課程面向來自多個大洲的海外中文學習者，將線上教學、VR全景與現場直播相結合，構建了一個“全球互聯體驗營”，以數字身份“漫步”于不同歷史時期的上海，與虛擬場景互動，實時感受城市文化的變遷。

從“接收”到“參與”的轉變，提升了教育國際傳播的有效性。傳播的內涵也得以加深，從知識的單向傳遞，轉變為文化浸潤與情感連接的雙向過程。當海外學習者在一個由中國文化元素構建的虛擬世界中獲得樂趣、成就感和歸屬感時，他們對中國教育理念和中華文化的理解與認同也會更進一步。通過親身體驗建立的認同，為中國敘事在全球范圍的共鳴奠定情感與認知基礎。

人工智能在教育國際傳播中的潛在風險

人工智能在重構教育國際傳播機理、釋放巨大潛能的同時，其技術邏輯本身亦蘊含著“異化”（Alienation）的風險。技術作為人類的創造物，當其發展邏輯偏離了人的主體目標時，亦可能負向影響創造者。在教育國際傳播領域，這類風險正從文化價值、國際秩序與人才培養三個方面顯現，對我國的應對能力構成考驗。

一是文化價值風險：教育內涵的淺層化。

人工智能其運行邏輯基于海量數據的概率預測與模式生成，內在追求是效率、優化與可量化。這種工具理性傾向，在應用于教育國際傳播時，可能導致內容實質價值的稀釋，產生“價值赤字”。

首先，教育的人文精神面臨被算法邏輯同化的風險。深刻的教育理念、復雜的文化內涵與細膩的人文關懷，本質上難以數據化和標準化。當傳播內容的生產與分發由算法主導，易于量化、能引發高參與度的內容（如技能教學、語言練習）會獲得更高的權重，而需要靜心體悟、長久沉淀的價值與思想內容，則可能因傳播效果難以量化而被邊緣化。傳播內容因而趨向同質化與淺表化，中華教育“立德樹人”的追求，在國際傳播中可能被簡化為一套高效的知識傳遞體系。

其次，傳播過程可能出現“術”盛“道”衰的現象。過度依賴技術手段，可能使傳播的重心從“傳播什么”轉向“如何傳播”。教育的“道”，即其承載的哲學思想、價值關懷與育人理念，有被傳播的“術”，即技術手段的炫目與高效所遮蔽的危險。最終對外呈現的中國教育形象，可能是一個技術先進但精神內核模糊的功利化軀殼，既無法展現中國教育的真正魅力，亦無助于實現深層次的文明互鑒與價值認同。

二是技術平臺風險：話語權的不平等。

當前，全球人工智能的核心基礎設施，包括底層算法、基礎大模型與主流分發平臺，高度集中于少數國家和科技巨頭之手。技術權力的集中，催生出更加隱蔽但影響深遠的“數字霸權”，對國際傳播秩序的公平構成挑戰。

其一，核心生態的競爭劣勢構成了潛在風險。盡管我國在大型語言模型（如DeepSeek、Kimi、Qwen等）的研發上取得了顯著進展，打破了單一的技術壟斷格局。然而，在全球化應用生態、開發者社區、行業標準制定以及高質量、多語種訓練數據等方面，仍與頂尖水平存在差距。教育國際傳播不僅依賴于模型本身，更依賴于圍繞模型構建的整個應用生態。若我國的模型在國際主流開發者社區中的滲透率不足，或在關鍵國際教育平臺的適配上處于次要地位，那么我國的教育內容即便優質，也可能在傳播的“最后一公里”面臨技術壁壘。在核心生態位上的競爭劣勢，使我國的戰略自主性與全球影響力仍面臨考驗。

其二，算法的非中立性可能固化并加劇話語權不平等。算法并非價值中立的技術工具，其設計與訓練數據必然攜帶著特定文化群體的知識結構、價值偏好與認知框架。以西方為主導的算法體系，可能對非西方的知識范式與文化內容產生“權重折扣”，使中國優質的教育內容在國際信息流中難以獲得公平的推薦與展示。

三是認知層面風險：“信息繭房”與思維固化。

人工智能驅動的個性化推薦，在提升用戶體驗的同時，也蘊含著窄化學習者認知視野、構建“認知繭房”的內在風險，這與教育國際傳播旨在促進廣闊文化理解的初衷相悖。

一方面，精準推送可能阻礙對中國的全面認知。算法以最大化用戶參與度為目標，傾向于持續推送符合用戶既有興趣和觀點的“舒適區”內容。海外學習者可能因此長期沉浸在同質化、富于迎合性的信息流中，對中國的認知被固化在某些特定領域，難以形成全面、辯證的認識。

另一方面，便捷的答案獲取可能侵蝕學習者的批判性思維。當人工智能成為全能的“答疑者”，學習者主動探索、多源求證、質疑辨析的認知習慣可能被削弱。知識的獲取過程被簡化為“提問-回答”的路徑，深度思考與獨立判斷的能力在技術便利性面前逐漸讓位。其最終結果，可能并非培養出真正的“知華者”，而是塑造了一批被動的信息消費者。

人工智能時代我國教育國際傳播的應對策略

面對人工智能帶來的變化與挑戰，被動適應或簡單應用已不足以把握主動。我國教育國際傳播的未來，取決于能否建立一套有效的應對框架，在利用技術優勢的同時，化解其風險。這就需要從理念、技術動能和體系建設三個層面入手，制定相應策略，將技術變量轉化為提升國家教育國際影響力的有利因素。

一是理念層面：堅守人文價值與教育本位。

理念層面的調適是應對“價值赤字”與“術盛道衰”的起點，其核心在于重申教育的人文主義本質，為技術發展確立價值航標。

其一，實現從“智能”到“智慧”的理念升維，回歸教育目的。人工智能所代表的“智能”（Intelligence），本質上是數據處理、模式識別與效率優化的能力。教育所追求的“智慧”（Wisdom），則關乎價值判斷、倫理思辨、健全人格與文明傳承。教育國際傳播的目的，應是分享構成中國敘事核心、蘊含中華智慧的育人理念與文明觀念。因此，確立“以人為本”的原則至關重要，AI須定位為放大與延伸人類智慧的工具，而非取代人類價值判斷的主體。在實踐中，評價傳播成效的標準，不能僅限于觸達率、參與度等可量化的數據指標，更要包含對文化內涵理解深度、價值理念認同廣度等維度的評估。傳播內容的設計，必須確保技術服務于人文精神的表達，避免人文精神屈從于算法邏輯的偏好。

其二，推動中華優秀文化內容的“守正創新”。“守正”在于堅守中華教育與文化的核心價值，這是傳播的根基。“創新”則在于善用人工智能等新工具，對這些核心價值進行符合時代特征與國際語境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為應對內容淺表化的風險，關鍵在于構建高質量、蘊含深厚文化底蘊的語料數據庫，用以訓練專屬的教育大模型。例如，可將歷代經史子集、思想經典、藝術瑰寶進行結構化處理，利用AIGC將其轉化為互動式數字人文項目、沉浸式歷史體驗場景或多模態哲學思辨課程。如此，AI可成為中華文明智慧的現代化“轉碼器”與“放大器”，通過生動、多元的形態，將中國敘事的哲學根基轉化為具有全球親和力的文化產品，確保傳播工具始終服務于文明內核。

二是技術層面：發展自主可控的核心能力。

化解“數字霸權”與核心生態競爭劣勢帶來的挑戰，需要通過構建自主的技術基座與傳播平臺，保障我國教育國際傳播的戰略自主性與安全性。

首先，為降低對外部技術體系的依賴，國家層面應推動面向教育垂直領域的人工智能基礎模型研發。這需要深度融合教育學、心理學、漢語言文學等多學科知識，構建真正理解中國教育邏輯與文化語境的專用模型。核心任務之一是加速“數字中文”基礎設施建設，即構建一個規模宏大、標注精良、多語種對照、覆蓋中華文化全譜系的權威語料庫，使其能夠為世界提供一套深刻解釋“中國奇跡”背后制度邏輯與文化密碼的知識內容，為人工智能講好中國故事提供高質量的“原料”。這些“原料”應系統地涵蓋能夠解釋中國發展道路的知識體系、體現中華文明“和而不同”智慧的價值理念，以及展現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實踐案例，形成一個結構化的“中國敘事”知識庫。如國家圖書館建設的“中華古籍資源庫”自2017年上線以來持續擴容，至2024年已發布超過10.5萬部（件）古籍影像資源，并通過專題庫建設、標準化編目與多機構聯合發布向社會開放共享，正在形成可直接支撐教育與研究的權威底座。

其次，應構建國家級智能教育國際平臺作為傳播主渠道。這需要規劃并建設一個由國家主導、多方參與、開放共享的智能教育國際平臺，通過打造一個功能完善、體驗良好、文化特色鮮明的“窗口”，進而逐步改變當前國際教育資源過度集中于西方平臺的格局，吸引全球學習者進入由我方主導的傳播網絡，并逐漸掌握議程設置的主動權。

三是人才與制度層面：優化內外培養體系。

為破解“認知繭房”困境，并提供持續的人才與理論支持，需要通過“內外兼修”的方式，夯實智識教育的傳播基礎。

對內，須深化“國際觀教育”改革。技術的先進性最終需要由具備高階素養的人來駕馭。為培養能夠應對智能時代復雜性的新一代國際傳播人才，國民教育體系須進行變革。這要求將人工智能素養、數據倫理、批判性思維與跨文化溝通能力融入各級各類教育。例如，教育部發布的《義務教育信息科技課程標準（2022年版）》就將“數據、算法、網絡、信息安全、人工智能”作為課程主線，明確要求學生認識人工智能對社會的影響，并理解相關的倫理與安全挑戰，強調信息社會的責任感與正確價值觀。這類課程標準的推行，正是從基礎教育階段入手，為未來國際傳播人才儲備必要的數字素養和批判性思維。在此基礎上，我國的教育國際傳播事業才能獲得源源不斷的人才儲備——即培養出一批既深刻理解中國國情與中華文化，又具備全球勝任力，且能嫻熟駕馭智能技術的復合型人才。

對外，引領“智能教育”的全球理論與規則構建。一個國家的國際影響力，體現在產品與技術的輸出，更體現在思想、標準與規則的引領能力。在人工智能與教育結合這一新興領域，全球性的理論框架與治理規范尚在形成中。中國應抓住機遇，積極從實踐者轉變為引領者。這包括加強對智能教育的基礎理論、倫理規范、評估體系的研究，并將中國的實踐經驗與哲學思考，提煉為具有普遍解釋力的理論范式與治理方案。當國際學界開始研究和討論源自中國經驗的理論與案例，抑或“中國之治”成為全球課堂上的分析對象時，中國敘事的話語權才算真正扎下了深根。通過積極參與甚至主導相關國際組織、學術聯盟的標準制定與倫理對話，我國可以實現從“產品出海”“平臺出海”到“思想出海”與“標準出海”的戰略升級，為全球智能教育的健康發展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敘事。

我國教育國際傳播的未來圖景

人工智能正在改變教育國際傳播，其機理表現為對傳播主體、渠道和受眾的轉譯，提升了傳播的范圍和可能。然而，技術邏輯中也潛藏著“價值赤字”“數字霸權”與“認知繭房”等風險，對我國構成了考驗。

應對這一局面，核心在于確認和鞏固“人的主體性”。本文提出的理念、技術和體系建設三個層面的策略，其內在邏輯是一致的：確保人的價值引領技術的發展方向，確保國家的主權駕馭技術的應用路徑，確保人的心智在技術環境中保持獨立與開放。無論是強調“智慧”，構建自主可控的技術體系，還是深化以培養批判性思維為核心的“國際觀教育”，其最終指向，都是在人與技術的新關系中，防止人的異化，實現人的全面發展。

展望未來，我國在教育國際傳播領域應力求從技術變革的追隨者轉變為塑造者與引領者。憑借豐富的教育資源、深厚的文化底蘊和體制優勢，通過實施一系列前瞻性的策略，我國不僅能夠有效化解風險，把握發展機遇，向世界更生動、更深刻地講好“中國教育故事”，也有可能為全球智能教育的未來發展提供一個兼顧效率與公平、融合技術與人文的“中國方案”與“中國敘事”，在與世界各國更高水平的文明互鑒中，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貢獻。（作者成生輝系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計算機科學博士；包晟系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生。本文圖片由作者提供，為AI生成）

來源：《神州學人》（202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