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鮑磊的小說集《飛走的鼓樓》，從書中掉出一張暗紅色鼓樓書簽和銀杏葉，一下子讓我回憶起兩年間與鮑磊的相識點滴：他常在朋友圈里分享北京生活的所見所得，曬出黑膠唱片、老電影和西郊線上的春天，興致之高讓我始終覺得他不像一個常規意義上的“北漂”，因為不是所有人都會在這座巨型都市的折疊時空里繼續保有對生活的期待，甚至將之視為寫作的主題。鮑磊善于凝視城市生活的低矮處，從周遭經驗出發探究著普通人的精神世界，在書寫現代人深層次困境的同時也在重建著有關內心的秩序。因此，讀《飛走的鼓樓》更像是從長時段的寫作成果中回溯、勘探著鮑磊的內心大陸。

在這本小說集里，鮑磊一共寫了19種關于北京的故事，從創作年表看，作者在一些“少作”上延續了之前《夜照亮了夜》《青春是遠方流動的河》等作品中的青春筆調，在情節設置上并無劇烈的波瀾，更注重傷感氛圍的營造和意境的傳達。鮑磊在自序中坦言：“在這些虛構的作品里，寫出來的只占一小部分，沒有寫出來的，或者不用寫出來的感情，才是第一位的。這些炙熱的小情感，多半像一座冰山，隱藏在海面下，那些龐然大物，正等待著你去探尋答案，賦予他們繼續‘活’下去的意義。”而在更近些的一些作品中，敘事技巧漸趨成熟，尤其是在敘事空間上的處理令人印象深刻。在同名篇目《飛走的鼓樓》中，故事的地理空間一路從鼓樓東大街延伸至荒蕪的北五環。雖是向“居住多年并且熱愛的北京致敬”，但作者又讓人物不只與北京發生關聯，十九歲的陳默來自東北的小縣城，來北京只為了尋找打工失聯的父母。其他作品中，人物的流動也是常態：在《一棵桑葚樹》里，似紅和有慶炙熱滾燙的相愛發生在內蒙古東北部的月亮小鎮；在《別怕，你還擁有陽光照耀的夏日》中太過寂寞的項軻在飛往海外之后，在火奴魯魯繼續向“知心姐姐”孟瀾傾訴內心的苦惱；在《阿南旅館》中，年近四十的楊開海與李木子在人海中重新相遇，兩人在廣州海珠橋邊的阿南旅館沉沉睡去，重新開始一段愛戀。也許是之前從事過旅行編輯的經驗所致，鮑磊將人與事的“流動”視為一種常態，故事誕生于不同的空間之中，人物命運的轉折也不只發生在“此處”，在充分享受都市生活所帶來的便利的同時，故事中也往往蘊含著現代性的精神危機。

齊格蒙特·鮑曼曾在《流動的現代性》中表達過對于現代社會“多元復雜而又快速運動”的擔憂，個人在享受現代社會流動性自由的同時，也會在“原子化個人”的虛空中進入孤島狀態。這在鮑磊的筆下有著鮮明的呈現，書中漂泊的主人公們或是難以自拔時渴望清醒，或是在愛欲中沉淪，大多數都缺乏深層次的穩定。例如，《難過，再見難過》里的小伊在長時間失業之后被診斷為患有雙向情感障礙癥，在高漲與低落的情緒交替中瞬間墜入抑郁的黑暗地域，只得在難過來襲時喝檸檬水、喝酒、喝咖啡乃至后來在旅行中尋求短暫的治愈；在《寂寞男孩俱樂部》里患有精神疾病的主人公總是“從二十二樓望出去，想象自己正駕駛一架平穩懸浮的巨型飛碟，窗外的星球，一切都寂然不動”，甚至在發病期間幻想出一個由九十多歲的老婦人所講述的Mao與晴的愛情故事。這些主人公常常與外部世界進行尖銳的對立，精神的潔癖和自我的較高認知使得他們并不善于處理人際交流，在生活困境中逐步走向“自毀式的沉淪”。如果從更長的文學脈絡對鮑磊的作品加以分析，這些有關都市病的書寫，無疑與郁達夫等作家形成遙遠的呼應。但不同于郁達夫在《沉淪》中讓主人公放任自流，鮑磊在冷眼旁觀中，讓人物盡管在生活中遭遇創傷，但仍然抱有著活下去的熱情，并且試圖尋找各種方式重建內心的“秩序”。

“寫作”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種方式。《舊事重提》的主人公古潔作為一個“寫字”人，為文學期刊與旅行雜志撰稿成為他謀生的主要方式，他也被抑郁與狂躁的雙向情感障礙所折磨，對生活現狀難以滿足的時候唯有在旅行中讓自己的身心走走停停，才能繼續保持文學創作的能力。古潔的經歷與鮑磊本人有著極高的相似度，“寫作”所形成的“心流”對于古潔而言是一種精神上的救贖，逾越了很多看似重要的日常事務，成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者也同文中的古潔一般，在書寫自我中逐漸肯定當前的真實生活狀態，從而完成個體對于虛無的抵抗。因此，鮑磊對于寫作的堅持，本身便是在對抗著虛無。而在小說中到處可見的音樂、旅行、飲食等物質生活的書寫無疑賦予了作品另一種豐富的美感，這不僅是對于青春期寫作的追憶，也是現代人對于未來生活的更高期許。

書中另一篇《凡墻都是門》則更隱晦地揭示了鮑磊對于寫作反哺生活的崇高期待。在頗具元小說意味的敘事框架里，作者盡情揮灑著自己對游走于幻想與現實世界的渴望。主人公因受喜歡的作家的蠱惑，穿墻而過進入神秘迷離的月光古城，在墻后的世界中目睹了很多奇異的場景。文中對于墻與門的意象設置讓我聯想到另一位作家村上春樹，《奇鳥行狀錄》里最重要的部分便是“穿墻”的故事。穿過堅硬的石墻，從現在的所在地進入別的空間，或者反其道而行，打通看似隔絕的世界是村上春樹最想寫的東西，超越空間和時間，穿行過生與死到達別的地方，是寫作賦予作者和主人公的特有權利。在《凡墻都是門》里，鮑磊對“穿墻”這一意向的運用與村上春樹有異曲同工的意味。當被卷入三十八位蜂人被殺迷案后，作為嫌疑人的阿鎏在目睹傳說中的血魔舔舐著月光老人背后的傷口時，他選擇一劍揮去、不顧一切斬殺血魔為民除害。故事在高潮處戛然而止，“我”從夢中驚醒，意識到一切都是幻想，但作品的余韻不止于此，穿墻而過的不僅是文中的“我”，更可以是讀者本身，每一個作家都是由先前的讀者變身而來，他們在穿墻而過的同時也完成了變身。拔劍決絕反抗更強大者的阿鎏也可以視作作者本人的化身，這也是作者在書中最干脆有力的一次對于現實的反抗，也意味著鮑磊從寫作的實際行動中獲得了足夠多的能夠抵御痛苦的能量。

在這本小說集中，鮑磊寫了很多具體而微的人，他們既像是作者的分身，也像是生活在都市中形形色色的人物總和，但無一例外都在渴望著救贖。在這些作品中，他以小說家的自覺展現出了扎實的敘事功底，通過行動為“寫作”本身賦予了很多現實的意義。鮑磊的寫作經歷也在激勵著更廣泛的讀者，當一個年輕人懷有一顆對文學世界崇敬的心，不論是卑弱還是強悍，他們終究有一天會重建一個獨屬于自己的內心秩序，在變動的社會中尋找到不變的永恒。

（作者系魯迅文學院教師）

《中國教育報》2023年04月07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