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治近代思想史、政治史、新聞史者，王韜及其《循環日報》總是個繞不開的話題。今年恰逢《循環日報》（1874年2月4日于香港創刊，是我國第一家宣揚資產階級政治改良主張的中文報紙）創辦150周年之際，從去年開始，即有部分高校和科研院所舉辦了各類紀念活動，并陸續推出了大量研究成果，其中就包括石蓉蓉教授這部厚實的《王韜政治變革思想研究：以〈循環日報〉為中心的考察》專著。而相較于研究王韜政治思想的其他著述，石教授的研究則獨辟蹊徑，通過挖掘王韜的思想淵源，梳理其政治變革思想孕育、發展、轉變和重塑的脈絡，從而客觀地評析了王韜政治思想的貢獻與不足。因為王韜的思想成就主要體現在其政治變革主張上，而這也正是許多研究者所忽略的地方，石教授的著述對王韜的政治變革思想進行了系統的梳理和總結，還原了王韜作為思想家的最本真的一面，無疑是王韜思想研究領域的一項拾遺補缺的重要成果。

王韜生活的晚清正處于中國社會“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僵化腐朽的封建政體在西風美雨的夾擊下已支離破碎、搖搖欲墜，如何破解危局，如何在封建傳統與現代文明的沖突中找到一條符合本國國情的發展路徑，這是王韜等一代“睜眼看世界”的知識分子所面臨的亟待思考的問題。石教授首先從傳播學的角度考辨了王韜政治變革思想的淵源，認為正是西方的思想文化、政治制度等傳入中國后，使得王韜這樣的傳統知識分子能理性地比較中西政治思想之差異和優劣，形成一套較為系統的“王韜式”政治變革構想。但王韜的理論根基主要還是傳統的，傳統的道德觀、變易觀和道器論成為他立論之本，其所倡導的“道中有器”的哲學觀，實質上就是“將中國傳統思想中的部分‘道’之內涵，納入了可變之‘器’的范疇，從而為中西交融的政治變革主張提供了理論根據”。因此，王韜的政治變革思想既有洋務派“中體西用”的影子，又遠遠超越洋務派而達成一套中西融合的政治變革構想，并通過他所主辦的《循環日報》將這一構想向國人廣泛傳播。

王韜的政治變革思想實際包括了內政和外交兩個層面，石教授的這部著作不僅為我們清晰地勾勒出王韜內政、外交變革思想形成、發展、變化的脈絡，還深入剖析了王韜政治變革思想的內涵和價值。在內政方面，王韜作為一位能“睜眼看世界”的傳統知識分子，首先對中西文化在器物、制度和觀念三個維度上有著超越同代人的理性認知，已從洋務派“師夷長技以制夷”“變器不變道”，超越為師夷制度以實現“富國強兵”的變革主張。為此，王韜還提出了一系列內政變革設想，諸如基層選舉、教育選才和培育變革人才等，他的這些認知和設想，不僅為之后的維新派奠定了思想基礎，事實上也“完成了近代新型教育思想的啟蒙與教育改革的初步實踐”。不過，在石教授看來，王韜的內政變革仍以“民本”為基石，同時，其民本思想也融合了更多西方“民權”的成分，所提出的教育變革和培育、選拔人才也主要是為使普通民眾轉變思想，讓“民權”落地生根。因此，王韜思想的最大貢獻正是融合中西“民本”“民權”思想，開啟了中國近代化的思想啟蒙。而他所倡導的“君民共治”也最具近代維新意識，是近代新式教育理念與實踐的開啟者，也是具有“世界”意識的國家觀念的啟迪者。

但毋庸置疑，王韜的政治思想也有其時代的局限性，即他在審視西方民主政體時總以中國三代為參照，“中國三代以上，其立法命意，未嘗不如是，每讀歐史至此，輒不禁睪然高望于黃農虞夏之世，而竊嘆其去古猶未遠也”。將西方的民主政治與三代的“善政”并舉，在強調“民權”時并未排斥“君權”，其所謂的“君民共治”是“君主于上”的“君民共治”，君主依舊擁有統治權。這和后來以康、梁為代表的維新人士所提出的“君主立憲制”是一脈相承的，即他與之后的維新派均未拋棄對君主政治的幻想，只是試圖在君主承認且為推動主體的前提下，完成其所提倡的“以君主之法行民權之意”，而真正要維護和保全的仍然是君主政治體制。由此可見，王韜對于君權與民權的態度也是矛盾的，一方面向往民權制度，另一方面又不敢否認君權。正如石教授所言，王韜與維新派一樣，他們試圖在中國實現的君主立憲政體，實質上不過是“開明專制”而已。究其因，“處于轉折期的他們，未能徹底擺脫傳統觀念的束縛，總體上仍處于儒家大義的思想框架下。亦因受制于時代所限，存在這樣那樣的局限性”。事實也確如石教授所分析的，王韜一生并未走出儒家思想大義，其內政變革、思想啟蒙均根植于傳統，并基于傳統思想來闡釋西方制度文明。

王韜政治變革思想的另一閃光點體現在其超前的外交理念上，而他的外交思想正是其內政變革主張的延伸和發展。作為近代較早“睜眼看世界”的人，王韜用“世界”眼光審視中國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地位，明確提出了“馭外”的主張——遣外使、設領事、通權達變，以及尊重華夷異俗、多向度的外交觀等，王韜的這些外交變革思想顯然具備了一定的現代性。尤其難能可貴的是，王韜審視當時國與國之間的復雜關系，進一步提出了“外交以自強為本”，外交關系的實質為“力”與“強”，這一思想已遠遠超越了傳統的“華夷”觀。因此，王韜的外交思想也徹底轉變了國人傳統的“華夷”觀念，所提出的設領事、遣外使、加入萬國公法等外交主張，既體現了一定的國家主權意識，又有著近代以來發展國與國正常外交關系的構想。正如著者所言，王韜的外交思想實質上“促進了中國外交觀念實現由傳統向近代的轉變”。

總體而言，作為思想家的王韜直面晚清風雨飄搖的社會和“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力圖走出一條中西融合的變革之路，其內政和外交變革主張在當時無疑具有一定的啟蒙價值與現代性。其貢獻正如香港史學家羅香林教授所言：“無王氏于同光之際，致力于中西文化之交流與變法自強之論議，斯未必即有光緒中葉以還，康梁諸氏變法維新之運動也。無晚清以還國父孫中山之鼓吹民權與建立民國，亦未必即有四十年來中國之所謂民主與科學之新文化運動也。”為客觀準確地還原王韜所作的這些貢獻，石教授在著述時恪守“原典實證的觀念和方法論”，充分挖掘、運用有關王韜的一切資料，包括王韜的日記、政論集、王韜從1874年到1883年在《循環日報》上發表的政論文章，以及王韜在其他報紙上發表的各類文章，對這些原始資料仔細分析、甄別，從中發現了一個更真實、全面的王韜。因而，通過石教授《王韜政治變革思想研究》一書，既見王韜思想的閃光點和時代價值，也明晰其思想的缺陷和時代局限，是紀念《循環日報》創辦150周年之際出版的一部客觀、全面評析思想家王韜的高水平著作。

（作者單位系南寧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中國教育報》2024年03月06日第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