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數字教材并非紙質教材的電子版或數字化形式，而是突破了紙質教材的局限性，由課程內容、移動終端、資源平臺等要素相互架構而成的復雜產物。因此，單純依靠教育系統或者高科技企業的力量，很難完成這項全新而復雜的工作

? 技術是把“雙刃劍”，數字教材在煥發勃勃生機的同時，也承受著由技術所帶來的潛在風險，包括數據流動規范弱化、“教育屬性”讓渡于“工具理性”、應用過程中“賦能”與“負能”的效果差異等

? 國外較早進行數字教材探索的國家，通過制定法律法規、加強多方合作和提升教師數字素養等策略，以確保數字教材建設持續健康發展

數字教材是以數字終端為載體、以課程知識為基準、以數字知識為補充，在形態上具有交互性、在結構上具有非線性、在內容承載量上具有無限性的學習材料。作為教育數字化轉型的關鍵一步，數字教材在推進信息資源傳播流通、轉變受教育者學習路徑、提升課堂教學效果等方面具有積極作用。然而，技術是把“雙刃劍”，數字教材在煥發勃勃生機的同時，也承受著由技術所帶來的潛在風險。國外較早進行數字教材探索的國家，通過制定法律法規、加強多方合作和提升教師數字素養等策略，以確保數字教材建設持續健康發展。 

國外數字教材 建設現狀

在教育數字化轉型的大背景下，數字教材建設已成為國外教育改革的重要議題。在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數字技術迅猛發展的時代背景下，以傳統紙質形式出現的教材已經難以滿足師生對個性化、更新及時的教學資源的需求。數字教材作為教材建設的未來形態，是以數字形態存在、由數字終端承載、在多元主體交互作用下形成的能夠快速更新的知識載體。因此，世界多個國家十分關注數字教材的研發和推廣。例如，韓國是世界上較早推行數字教材的國家，早在20世紀90年代便開始實施“教育信息化綜合計劃”，并逐步在普通教育領域全面推廣和應用數字教材。美國于2001年成立了國家教育技術總監協會（SETDA），該協會長期致力于數字教材建設，并在美國30余個州研發和推廣數字教材。

國外數字教材建設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形成了多方協同發展模式。數字教材并非紙質教材的電子版或數字化形式，而是突破了紙質教材的局限性，由課程內容、移動終端、資源平臺等要素相互架構而成的復雜產物。因此，單純依靠教育系統或者高科技企業的力量，很難完成這項全新而復雜的工作。國外數字教材建設呈現出了教育系統與高科技企業等協同合作的景象。如2012年，美國國家教育技術總監協會發布的《絕版：在數字時代重塑K-12教科書》報告提出，應確保數字和開放教育的市場充滿活力，并建議州技術領導者、K-12學校的決策者、教育工作者和技術領先公司和出版商進行合作，以保證數字教材建設的靈活運作和數字教材內容的開放融通。

為建立數字教材使用的長效機制，國外數字教材建設的關注點正逐漸向教師轉移。相較于傳統的紙質教材，數字教材引發了學習形態、知識呈現方式、師生交往時空的極大變革。很多國家逐漸認識到，高質量的數字教材并不必然帶來學生學習動機的提升和學習成績的提高。建立數字教材使用的長效機制，關鍵在于教師對待數字教材的態度及其對數字化教材內容的靈活調整和有機整合。因此，國外數字教材建設的側重點正逐步從數字設施普及轉向教師能力提升。如在《美國國家教育技術標準·學生版》的基礎上，美國于2006年發布了《美國國家教育技術標準·教師版》，為教師使用數字教材提供了基本的行為指南。2017年，歐盟發布了《數字教育行動計劃（2018—2020）》，旨在幫助教師“更好地利用數字技術進行教學”，以確保歐盟成員國教育數字化轉型的順利推進。

國外數字教材建設存在潛在風險

數字教材建設作為教育數字化轉型的重要構成，豐富了教與學的形式和內容，但梳理國外相關經驗可以發現，數字教材建設和管理也易遭遇以下多重困境。

首先，由于立法滯后和相關政策不健全，數字教材建設面臨數據流動規范弱化的問題。數字教材作為迎合教育改革潮流的新型技術產物，已經超出了傳統紙質教材建設的制度范疇和管理辦法。一方面，以廣泛共享為顯著特征的數字教材，正面臨知識資源的監管缺位現象。數字教材建設極大地改變了傳統教材資源的獲取方式，但由于相關政策和法規尚不健全，數字資源的盜版侵權等問題層出不窮。另一方面，數字教材建設的安全保障能力不足，容易誘發個人信息泄露等現象。如美國發布的《2022年國家教育技術趨勢報告》顯示，2021至2022年間，美國基本解決了學校的硬件和網絡質量問題。但由于學校網絡安全屏障較弱，美國多所學校遭遇網絡攻擊，這也揭示了數字教材使用中可能存在的風險，即用戶數據的安全性難以得到有效保障。

其次，由于存在技術沉溺和科技濫用傾向，數字教材建設正遭遇“教育屬性”讓渡于“工具理性”的挑戰。國外數字教材建設往往以高科技企業為主體，以經濟技術投入為重要推動力，這使得數字教材建設易受市場競爭等非教育因素影響。一方面，企業將技術迭代作為“創收”手段，過度關注數字教材的“技術產品”屬性。在經濟利益支配下，這些企業往往通過技術產品的更新換代吸引眼球，這不僅為使用者設下消費陷阱，甚至會使數字教材淪為資本產物。另一方面，過分放大數字技術的“工具”價值，有可能嚴重威脅人在教育活動中的主體地位。數字教材以促進人的發展為終極指向，但其在教學過程中的過度介入，易使教學活動偏離育人本質。韓國的一項調查顯示，學生長期過度使用數字教材不僅會誘發生理性病癥，也會引發學生注意力減退、人際互動減少、網絡成癮等心理健康問題。

最后，由于實際應用效果不佳，數字教材建設出現了“賦能”與“負能”的效果差異。數字教材能發揮何種效用，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教師在數字教材與學生之間中介角色的發揮。但放眼國外，數字教材的實施效果仍不盡如人意。一方面，數字教材應用的技術門檻較高，廣大教師群體缺乏必備的技術素養。歐盟統計局2019年的數據顯示，面對數字教材席卷而至，只有39%的教師在使用數字技術方面感覺良好，大多數教師仍未做好應對數字教材的各種準備。另一方面，技術的強勢介入削減了教師的教學掌控力，容易造成教師在數字化背景下的角色模糊。數字教材在編寫上多采用基于場景的設計方式，在實際應用中可能會出現技術預設過強而互動空間弱化的問題，以至于削弱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的主導地位。

國外數字教材建設風險防控對策

為保障數字教材的持續健康發展，國外較早進行教育數字化變革的國家，正在逐步調整步調、加強管理，朝著提升數字教材質量的路徑前進。

首先，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從政策上為數字教材建設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如2022年2月，澳大利亞聯邦政府在《對2021年版權法修正案（版權獲取改革）征求意見稿的回應》中表示，允許教育機構根據教育法定許可證，向學生和教職人員提供教育用途的在線資料，但應確保在僅查看的前提下，通過用戶名和密碼在一個封閉環境中使用，以確保數字版權材料不被大范圍復制傳播。2022年，美國在發布的《網絡安全框架：K-12管理須知》中指出，應幫助引導學校管理者結合自身資源和技術能力，恰當有效地防范學校面臨的網絡安全問題，減少網絡事件對學校運營的不良影響，確保學生和教職人員的隱私安全。

其次，技術與教育協同共振，為數字教材建設搭建合作的橋梁。為避免技術在數字教材建設中的無序擴張，國外的數字教材建設正朝著多方合作、優勢互補的方向發展。一方面，多國正著手制定數字教材建設標準，為數字教材提供有效參考和合理權重。如2019年新加坡教育部將《信息通信技術教育總體規劃》正式更名為《教育技術（EdTech）計劃》，旨在進一步深化支持技術驅動型學習的積極合作伙伴關系，采用以用戶為中心并響應變化的教育技術規劃流程，以滿足用戶在數字教材使用中的各種需求。另一方面，調整數字教材建設主體的合作機制，為數字教材建設打造宜人生態。美國的霍頓·米夫林·哈考特（HMH）出版公司基于美國教育部門認可的教育干預框架，與各領域的高水平專家和組織達成緊密合作，擴展數字教材涵蓋的科目和功能，開發切實滿足使用者需求的數字教材。

最后，提升教師的數字素養，為數字教材實施積蓄長效動力。數字教材育人效果的真正發揮需要消解教師的技術焦慮，讓教師以創新的方式使用數字教材。為改變數字教材實施效果不佳的問題，世界多國都非常重視提升教師的數字素養及其對數字教材的把控能力，避免教師群體在面對數字教材時產生無力感和對抗情緒。2019年，美國的州教育技術主管協會在其公布的《州基礎教育教學材料領導力趨勢概貌》中提出，為幫助基礎教育領域的教育工作者選擇和應用數字教材，全美有約50%的州提供了相關的專業學習機會。2021年，美國教育部教育技術辦公室發布了《教師數字學習指南》，旨在為教師提供專業的信息化培訓課程。西班牙則于2022年5月發布最新版本的《教師數字能力參考框架》，以期在2024年讓70萬名中小學教師達到數字應用能力標準。韓國教育部認識到教師在教育數字化轉型中發揮關鍵作用，因此在“2024年教育綜合改革計劃”中明確，將為教師提供共計15萬人次的能力建設培訓，以確保教師在教學中有效使用數字教材，進而使學生從數字技術中獲益。

（作者單位系東北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朱文輝系該部教授、博士生導師；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教育學一般課題“中國共產黨百年教材思想的系譜學研究”[BHA210148]成果）

《中國教育報》2024年05月23日第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