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務教育歷史教材的修訂，是我第一次全程參與的教材編修工作。在教育部教材局指導下，編委會和修訂組專家、歷史室全體編輯，始終秉持用心打造“培根鑄魂、啟智增慧”的精品教材的要求，審慎處理每一項內容，做好每一處修改。

以八年級上冊一則《材料研讀》為例，專家和編輯共同涉流探源、反復推敲，不僅要考慮材料出處的準確性，還要考慮材料導向的正確性，以及材料內容的適宜性，力求將最恰當的材料選入教材。

材料的準確性是教材編修的基本要求，這需要我們認真核查材料出處，找到原始材料，核對材料原文。八年級上冊這則《材料研讀》位于第5課“甲午中日戰爭與列強瓜分中國狂潮”，旨在配合正文對旅順大屠殺的講述。現行教材的內容如下：

旅順屠城后，美國紐約《世界報》刊登了下面這段話：

“日本是披著文明的皮而帶有野蠻筋骨的怪獸。日本今已摘下文明的假面具，暴露了野蠻的真面目。”

這段材料十分經典。木森的《旅順大屠殺》、鄭師渠的《中國近代史》、馬幼垣的《甲午一百二十年祭》等多部著作，都引用它來說明日軍的野蠻本性。但很顯然，紐約《世界報》是英文報紙，上面這段話是中文譯文，譯文的出處是哪里呢？我們根據專家指引，查到了譯文的出處——[日]藤村道生著，米慶余譯《日清戰爭》。我們按照教材統一體例，為材料標注了出處。可這樣的修改仍未徹底解決準確性問題。

一方面，材料開頭說明了這是美國紐約《世界報》的報道，那么最原始的出處應該是英文版的《世界報》，而非日本學者的二手文獻。另一方面，英文版《世界報》的內容由日本學者介紹，再由中國譯者譯為中文，必然存在對原文的加工修改。要想還原材料原意，必須找到英文原文核對。

于是，我們請主編聯系了首都師范大學的劉文明教授。他曾在《社會科學戰線》2014年第10期發表論文《甲午戰爭中的英美特派記者與旅順大屠殺報道》，其中就提到《世界報》的報道。劉教授向我們提供了《世界報》相關報道的原版掃描件。我們隨即展開翻譯工作。

然而，經過反復核對，我們也未找到能夠與上述譯文準確對應的英文原文，只能從不同的報道中，拼湊出譯文的意思。這說明，藤村道生對《世界報》可能并非原文引用，而是作了一定概括。后來經過核查，藤村道生沿用的是陸奧宗光《蹇蹇錄》的說法，后者同樣采用概括的方式。核查進展到這一步，我們決定不再使用日本學者的二手材料，而是直接從《世界報》英文原文中摘取相關的文字直接翻譯，從根本上解決準確性的問題。

材料的準確性解決后，導向的正確性就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必須格外注意外文材料中所隱含的價值取向。

19世紀，西方國家普遍盛行“文明等級論”。這種理論認為，人類社會的不同文明按照發展水平可以分為不同等級。有的學者分為野蠻、蒙昧（不開化的）、半開化的、文明四個等級，也有學者分為野蠻、蒙昧、文明三個等級。這種理論實際上是為西方國家的侵略擴張服務的。根據文明等級論，只有文明國家間才能享受國際法上的平等，而對于蒙昧或野蠻國家，則可以不顧其主權，謀取領事裁判權等特殊權利，甚至可以侵占他們的土地而不受國際法譴責。

在甲午中日戰爭中，日本主動利用西方的文明等級論，宣揚這是一場文明與野蠻之間的沖突，力圖減少西方國家的干預。與此同時，日本與英、美等國于1894年7月剛剛完成修約，將在5年后正式廢除領事裁判權。美國國內出現了反對過早取消領事裁判權的意見。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英美等國部分媒體抓住旅順大屠殺這一事件，開始質疑日本是否夠得上“文明”的資格。例如，克里爾曼在《旅順大屠殺》這篇報道中說：“日本本質上是一個野蠻國家，還不能將文明人的生命和財產托付其管治之下。”

面對這些復雜的歷史背景，教材應該持怎樣的態度呢？一方面，我們決不認可西方的“文明等級論”。所以，原來這段材料，主要講日本到底是文明還是野蠻，這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西方“文明等級論”的話語中。盡管講的是日本，但同樣的邏輯也會加到中國身上。

但另一方面，如果完全替換掉這段材料，絕口不提日本的“野蠻”，同樣是存在問題的。日本制造如此殘酷的大屠殺，就是一種“野蠻”的表現。只不過，這種野蠻并不是“文明等級論”話語下的野蠻，而是基于最基本的人道主義原則作出的判斷。

因此，經過與編寫團隊的反復研究，最終決定采用史論結合的方式來呈現材料，先摘選《世界報》對旅順大屠殺史實的報道，再加以報道中的相關評論，將文明與野蠻的判斷建立在具體的史實之上，實現對西方話語的解構和重構。修改后的材料如下：

日軍于11月21日進入旅順，殘酷地屠殺了幾乎全部居民。無自衛能力和赤手空拳的居民在其家中被屠殺，他們的軀體被殘害之狀無法形容。……這是日本文明的最大污點，日本人在這一事件中重回到了野蠻。

——[美]克里爾曼《日軍大屠殺》，紐約《世界報》1894年12月12日

最后，為了更好地適應初中生的認知和心理特點，材料的選取也要考慮內容的適宜性，不宜選用過于復雜、冗長，不利于學生身心發展的材料。

歷史的真實有時候是殘酷的，旅順大屠殺就是這樣一件慘烈的歷史事件。在《世界報》等媒體的報道中，有很多對屠殺細節的描述。即便成年人讀起來，也會感到不忍卒讀。因此，教材在摘選材料時，盡量選用講述事件基本情況的片段，如什么時間、誰、在哪里、做了什么。在選用描述性的片段時，盡量選擇相對概括性的表述。

按照這樣的標準，編輯在大量報道中，最終選擇了比較恰當的一段，即上文所列材料。這段材料中，既有旅順大屠殺發生的概況，又十分客觀地揭露了日軍的屠殺罪行，更點明了日本侵略者的野蠻本性。我們認為，這樣的材料是比較適宜初中階段學習使用的。

在教學中，教師可以在講述旅順大屠殺時出示這則材料，首先，讓學生進一步了解旅順大屠殺的具體情況，以補充正文的講述。其次，可以引導學生在了解基本史實的基礎上，談談對日軍侵略罪行的認識，培育不忘國恥，反對侵略，奮發圖強的愛國主義情懷。

經過對這則材料反復推敲的過程，我作為編輯更加樹立起對教材工作的敬畏之心。教材編寫需要扎實的專業知識、堅定的價值立場、深厚的教育情懷。這樣，才能打造出“培根鑄魂，啟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不辜負黨和人民的重托，不辜負億萬師生的期待。（作者系人民教育出版社歷史編輯室高級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