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簡稱“規劃建議”）將“統籌教育強國、科技強國、人才強國建設”置于國家戰略核心位置，提出“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的頂層設計。這一部署，既是對全球科技競爭風云變幻的深刻洞察與有力回應，又以系統思維統籌三大領域，精準破解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關鍵瓶頸，是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為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筑牢戰略支撐的重要抉擇。從理論邏輯來看，教育、科技、人才三者構成中國式現代化的“三重螺旋”，教育是知識增值的源頭，科技是創新轉化的載體，人才是驅動發展的核心要素；從實踐角度審視，三者緊密交織、相互賦能，任何一環的薄弱都會成為整體效能提升的掣肘。本文將從戰略意義、理論邏輯、現實挑戰、實踐路徑四個維度，深入剖析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的戰略價值與推進路徑。

戰略意義：三位一體構建現代化核心引擎

（一）破解“卡脖子”問題的根本路徑

全球科技競爭已從單點技術突破轉向系統性能力比拼，關鍵領域的“根技術”爭奪本質上是教育體系、科研能力與人才儲備的綜合較量。當前，我國在高端芯片、工業軟件、生物醫藥等領域的“卡脖子”問題，表面是技術短板問題，深層是教育科技人才協同機制的缺陷問題：高校學科設置滯后于產業變革，導致人才培養與實際需求脫節；科研評價導向偏重論文及引用數量，忽視科技成果轉化效能；企業還沒有成為研發投入的主體，特別是基礎研究占比偏低，難以形成原創性突破。這種“教育—科技—人才”鏈條的斷裂，使得我國在全球創新版圖中除個別學科領域有“并跑”“領跑”可能，整體上仍處于“跟跑”位置。

規劃建議提出“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教育中心、科學中心、人才中心”，正是要構建“教育孕育創新—科技反哺教育—人才驅動發展”的閉環系統。這一系統通過需求牽引、供給創造、動態平衡的機制，實現三者的良性循環。一體推進戰略構建從基礎研究到人才培養的完整生態鏈，形成全鏈條創新優勢。例如，量子計算領域的競爭不僅需要頂尖物理學家（人才），更需要高校開設量子信息相關學科（教育），以及實驗室突破量子比特操控技術（科技）。只有當三者形成合力，才能從根本上突破技術封鎖，掌握發展主動權。

（二）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內生動力

我國經濟已進入“質量優先”階段，全要素生產率提升成為核心命題。世界銀行數據顯示，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速僅為發達國家的60%，[1] 這一差距背后是教育科技人才協同不足導致的創新效率低下：高校科研成果轉化渠道不暢，專利實施率低，企業研發投入中基礎研究占比很少，戰略科學家與卓越工程師數量不能滿足國家發展需求。這種“低效循環”表現為：教育體系培養的人才難以滿足企業創新實際需求，企業因缺乏高端人才而減少研發投入，科研機構因缺乏產業需求導向而產出“無用之學”，最終制約經濟高質量發展。

規劃建議提出的“圍繞科技創新、產業發展和國家戰略需求協同育人”機制，直指這一痛點。通過優化高校布局、分類推進改革、統籌學科設置，可構建“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動態平衡。例如，在人工智能領域，高校調整學科方向，培養既懂算法又懂應用場景的復合型人才；科研機構聚焦基礎研究，突破關鍵核心技術；企業通過校企合作，將技術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這種“教育—科技—人才”的協同，能夠顯著提升創新效率，為高質量發展提供持續動力。

（三）塑造國際競爭新優勢的戰略選擇

全球人才競爭已從“單一爭奪”轉向“生態競爭”。美國通過《芯片與科學法案》構建“教育—科研—移民”三位一體體系，歐盟通過一系列政策措施強化教育科技人才相互支撐，有效提升了歐盟成員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國際競爭力，均凸顯系統化布局的重要性。我國要在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構建更具吸引力的人才生態，形成“教育培養人才—人才驅動科技—科技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環。

規劃建議提出的“建立高技術人才移民制度”“深化國際交流合作”等舉措，正是對標國際規則的創新之舉。通過優化簽證政策、完善評價標準、搭建國際合作平臺，可吸引全球頂尖人才參與我國科技創新。例如，上海自貿區臨港新片區試點“技術移民”綠色通道，在人員出入境、停居留、工作許可等方面提供更加開放便利的政策措施，使外籍人才引進周期大幅度縮短，集聚了大量海外高層次人才。這種開放包容的生態，不僅能夠彌補國內人才缺口，還能提升我國在全球創新網絡中的影響力。

理論邏輯：三位一體的內在機理

高質量發展要求從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型，[2]教育、科技、人才作為創新生態的核心要素，其協同效能直接決定創新驅動的可持續性。教育通過人力資本積累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科技通過知識溢出推動產業升級，人才則是整合資源、驅動創新的關鍵載體。三者協同發力，是實現高質量發展、培育新質生產力的根本保障。

（一）教育是科技與人才的基礎支撐

教育是知識傳播與生產的源頭，為科技創新和人才培養提供基礎性、先導性支撐。從知識傳承看，教育體系通過學科布局、課程設置和教學方法，系統傳授人類積累的科學知識，為科技創新奠定知識基礎；從創新培養看，教育通過實踐教學、科研訓練和創新創業教育，培養學生的思辨思維、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為科技創新提供人才儲備；從價值引領看，教育通過科學精神、人文素養和家國情懷的培養，塑造科技工作者的價值觀和使命感，為科技創新提供精神動力。

當前，我國教育體系仍存在“重知識輕能力”“重理論輕實踐”等問題，導致人才培養與科技需求脫節。規劃建議提出的“優化高校布局、分類推進改革、統籌學科設置”等舉措，旨在通過教育供給側改革提升教育對科技和人才的支撐能力。例如，增設人工智能、量子信息、新能源等新興學科，能夠為科技創新提供前沿知識；加強實踐教學和校企合作，能夠提升學生的工程能力和創新能力。

（二）科技是教育與人才的轉化載體

科技是知識轉化為生產力的橋梁，為教育發展和人才培養提供實踐平臺和技術支撐。從教育內容看，科技發展不斷催生新的學科領域和研究方法，推動教育內容更新迭代；從教育手段看，科技應用（如在線教育、虛擬仿真實驗）能夠突破時空限制，提升教育質量和效率；從人才培養看，科技實踐（如科研項目、企業實習）能夠鍛煉學生的實踐能力和創新精神，促進人才成長。

當前，我國科技領域存在“重應用研究輕基礎探索”“重短期輕長期”等問題，導致科技創新缺乏源頭活力和持續動力。規劃建議提出的“加強基礎研究戰略性、前瞻性、體系化布局，提高基礎研究投入比重”等舉措，旨在通過科技體制改革提升科技對教育和人才的反哺能力。例如，加強基礎研究能夠為教育提供前沿知識；推動科技成果轉化能夠為人才培養提供實踐平臺。

（三）人才是教育與科技的驅動核心

人才是教育發展和科技創新的主體，是驅動現代化建設的核心要素。從教育發展看，高素質教師隊伍是提升教育質量的關鍵，戰略科學家和卓越工程師的引領作用能夠推動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從科技創新看，頂尖人才是突破關鍵核心技術的核心力量，青年人才是科技創新的生力軍；從國家戰略看，人才自主培養能力是國家競爭力的根本標志，人才國際競爭力是國家軟實力的重要體現。

當前，我國人才領域存在“高端人才短缺”“人才結構失衡”“人才流動不暢”等問題，制約了人才與教育和科技的協同發展。規劃建議提出的“加快建設國家戰略人才力量”“深化項目評審、機構評估、人才評價、收入分配改革”等舉措，旨在通過人才體制機制改革激發人才創新活力。例如，培養戰略科學家能夠引領科技創新方向；優化人才評價機制能夠調動人才積極性，激發創新潛力；暢通人才流動渠道能夠促進人力資源優化配置。

現實挑戰：三重矛盾制約協同效能

（一）體制機制壁壘尚未完全突破

教育、科技、人才領域分屬不同管理部門，政策協同存在“最后一公里”問題。從規劃銜接看，教育部門制定的學科設置標準與科技部門的需求導向存在脫節，導致高校培養的人才與企業需求不匹配；從政策協同看，人才引進政策與科技項目評審標準不一致，導致海外高層次人才難以融入國內科研體系；從資源統籌看，教育經費、科研經費和人才經費分散管理，難以形成合力支持重大項目。例如，某省會城市調查顯示，高校教師普遍反映“企業合作渠道不暢”，企業負責人則認為“高校成果‘可用性’不足”。這種供需錯位，暴露出規劃銜接、政策協同機制的缺失。此外，科研項目管理中“重立項輕轉化”的現象依然存在，導致大量國家級項目未能形成產業化成果。

（二）結構性矛盾日益凸顯

區域發展失衡方面，東部地區在教育、科技、人才資源上占據絕對優勢，而中西部地區則面臨“人才流失—創新不足—發展滯后”的惡性循環；城鄉教育差距導致農村學生進入“雙一流”高校比例偏低，進一步加劇了人才分布的不均衡。學科專業結構失衡方面，管理類、藝術類學生占比過高，新興學科和交叉學科發展不足，導致人才培養與產業需求脫節；基礎學科研發資源投入不足，制約了原創性突破的能力。人才層次失衡方面，戰略科學家和卓越工程師數量不足，高技能人才短缺，難以支撐產業升級和創新驅動發展。例如，集成電路產業作為國家發展戰略領域，每年需要大量專業人才，但高校畢業生年輸出量遠不能滿足需求，且存在畢業生普遍缺乏工程實踐能力的問題。這種供需錯配，迫使企業不得不通過高薪從海外引進人才，進一步加劇了國內人才供需的矛盾。

（三）國際競爭壓力持續加劇

美國通過“實體清單”“芯片禁令”等技術封鎖，試圖遏制我國科技升級路徑；不少發達國家通過“人才回流計劃”吸引我國留學生，導致頂尖人才流失。數據顯示，我國高端科研設備進口受限比例持續上升，關鍵儀器設備和研發材料自給率不足，暴露出產業鏈和供應鏈的安全風險。與此同時，我國在吸引全球頂尖人才方面仍存在政策障礙，如簽證政策、評價標準、生活保障等，難以與國際競爭對手形成比較優勢。

近年來，我國高校優秀畢業生仍有部分人才選擇留在海外發展。這種“人才逆差”不僅削弱了我國的創新潛力，也增強了對手的競爭力。此外，國際科技競爭規則的變化（如數據安全、知識產權保護）也對我國教育科技人才協同發展提出了新挑戰。

實踐路徑：五大著力點構建協同生態

教育科技人才一體推進需要以規劃建議為引領，通過國家發展規劃、國土空間規劃、專項規劃等實現教育、科技、人才規劃的目標對接與任務協同。政策層面需要打破部門壁壘，形成“人才評價—科研支持—教育改革”聯動體系，避免因政策沖突導致的資源錯配。例如，通過修訂相互掣肘的法規條款，構建支持產學研深度融合的政策環境。

資源統籌需要以共享為核心，建設國家教育科技人才資源信息平臺，推動大科學裝置、科研數據、課程資源向高校、科研院所、企業開放共享。評價聯動則需要建立涵蓋教育貢獻度、科技成果轉化率和人才成長率的綜合指標，避免“各自為政”的評價導向，形成以創新效能為核心的導向機制。

（一）建立高位統籌的協調機制

規劃建議明確要求“建立健全一體推進的協調機制”，這需要構建“中央統籌—部門協同—地方落實”的三級體系。可借鑒歐盟“地平線計劃”經驗，[3]設立跨部委的教育科技人才聯席會議，統籌制定學科設置、科研攻關、人才引進的“三張清單”。例如，將戰略領域納入“負面清單”管理，要求高校新增專業必須通過產業需求認證，確保教育供給與科技發展和企業需求相匹配。

此外，需要建立動態監測和評估機制，定期評估教育科技人才協同發展成效，及時調整政策方向。例如，通過大數據分析人才流動趨勢、科研成果轉化效能等指標，為政策制定提供科學依據。這種高位統籌的協調機制，能夠打破部門壁壘，形成政策合力。

（二）構建需求導向的育人體系

規劃建議強調“圍繞科技創新、產業發展和國家戰略需求協同育人”，這要求打破傳統學科壁壘，建立“學科—產業—職業”動態調整機制。首先，要完善高校學科專業設置調整機制，根據產業需求超常布局急需學科專業，加強基礎學科、新興學科和交叉學科建設。例如，增加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技術、新能源、新材料等學科專業招生名額，培養前沿領域人才。其次，要創新人才培養模式，推廣“訂單式培養”“現代學徒制”，要求戰略產業領域企業深度參與課程設計，實現“課崗對接”。例如，高校與企業共建“創新班”“實驗班”，將企業真實項目引入課堂，提升學生的實踐能力和創新精神。最后，要重構評價體系，將企業技術難題解決能力納入高校考核，對參與國家重大科技項目的教師實行“代表作”評價，破除“唯論文”傾向，通過科學合理分類，開展“五元價值”評價。例如，建立“產業導師”制，聘請企業高管擔任高校兼職教授，指導人才培養和科研攻關。

（三）打造產教融合的創新平臺

規劃建議提出“強化科研機構、創新平臺、企業、科技計劃人才集聚培養功能”，這需要構建“政府引導—企業主導—高校支撐”的創新聯合體。可借鑒德國弗勞恩霍夫爾協會模式，[4] 在全國布局國家產業創新中心，要求入駐企業研發投入占比不低于一定比例，高校派駐科研人員比例不低于一定比例，形成“產學研用”深度融合的生態。例如，蘇州工業園區通過建設生物醫藥產業園，集聚科研機構、創新平臺和企業，形成“基礎研究—臨床前研究—臨床試驗—產業化”的全鏈條，推動產業規模快速增長。這種模式的關鍵在于建立利益共享機制，明確各方權責利，確保合作可持續發展。

此外，需要加強科技成果轉化服務體系建設，建立技術轉移機構、孵化器和加速器，為科技成果轉化提供全鏈條支持。例如，通過“先使用后付費”等政策，降低企業應用新技術的成本，加速科技成果產業化。

（四）完善人才發展的支持系統

規劃建議明確“加快建設國家戰略人才力量”，這需要構建“塔尖突破—塔身壯大—塔基夯實”的人才梯隊。首先，要培育戰略科學家，實施“國家實驗室首席科學家計劃”，對牽頭承擔重大科技任務的學者賦予技術路線決定權，支持其開展跨學科、跨領域研究。其次，要壯大卓越工程師隊伍，建立“工程師資格國際互認”制度，推動高校與龍頭企業共建“工程師學院”，培養既懂技術又懂管理的復合型人才。例如，浙江大學與阿里云共建“智云實驗室”、“智云科教聯盟”、人工智能通識課等，培養云計算領域高端人才。最后，要夯實高技能人才基礎，推行“新八級工”職業技能等級制度，對獲得世界技能大賽金牌的選手直接認定高級技師資格，提升技能人才的社會地位和待遇。例如，通過“工匠精神”培育計劃，弘揚精益求精的職業態度，吸引更多青年投身技能報國。

（五）深化國際合作的開放體系

規劃建議提出“深化國際交流合作”，這需要構建“引進來—走出去—共發展”的開放格局。首先，要優化人才引進政策，在自貿區試點“技術移民積分制”，對持有國際專利、發表頂級論文的外籍人才實行“永久居留權直通”政策，吸引全球頂尖人才參與我國科技創新。其次，要加強科研合作國際網絡建設，參與國際大科學計劃，在“深空探測”“腦機接口”等領域建立國際聯合實驗室，提升我國在全球創新網絡中的地位。例如，通過“一帶一路”科技創新行動計劃，與沿線國家共建聯合實驗室，開展聯合研發和人才培養。最后，要推動教育輸出品牌建設，支持“雙一流”高校在“一帶一路”沿線設立分校，將中文教育納入合作國國民教育體系，包括職教出海等，提升我國教育的國際影響力。例如，通過孔子學院等平臺，傳播中華文化，吸引更多國際學生來華留學。

結語

“十五五”規劃建議關于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的部署，體現了黨中央對現代化規律的深刻把握。從深圳的“創新鏈—產業鏈—人才鏈”三鏈融合，[5] 到蘇州的“學科跟著產業走、人才圍著需求轉”實踐，再到上海的“全球人才樞紐”建設，各地探索已初步驗證了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的可行性。面向2035年目標，我們要以“等不起”的緊迫感、“慢不得”的危機感、“坐不住”的責任感，將規劃藍圖轉化為現實生產力。

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不僅是體制機制改革，更是發展理念的重塑。它要求我們突破“就教育論教育、就科技論科技、就人才論人才”的思維定式，樹立系統觀念和全局思維；要求我們超越“單點突破”的路徑依賴，構建“協同共進”的生態體系；要求我們摒棄“跟跑”思維，以“領跑者”的姿態參與全球競爭，為人類文明發展貢獻中國智慧，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提供不竭動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參考文獻

[1] 黃奇帆，李金波. 試論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內涵邏輯和戰略路徑[J]. 人民論壇，2024（14）：6-11.

[2] 葉曉楠，師悅，崔瀟宇. 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中國經濟在高質量發展上闖出新路[J]. 產業創新研究，2018（4）：121-123

[3] 陳晨，別敦榮. 2020地平線計劃：歐盟研究創新計劃框架[J]. 山東高等教育，2015（01）：50-57.

[4] 郭政. 標準引領德國工業升級—德國工業4.0中的標準化戰略及其啟示[J]. 上海質量，2013（10）：22-26.

[5] 趙晨，林晨，高中華. 人才鏈支撐創新鏈產業鏈的融合發展路徑：邏輯理路、中美比較以及政策啟示[J]. 中國軟科學，2023（11）：23-37.

（李志民 作者系中國教育發展戰略學會駐會副會長、清華大學兼職教授）

《人民教育》2025年第22期